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展望

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 孟凯；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 王强

发布时间:2025-09-05

摘要：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是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话题，文章全面梳理与总结了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未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文章基于Google Scholar和CNKI学术搜索工具，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的国内外典型文献进行全面检索，从主体、动因、过程、结果、方法等逻辑要素出发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进行科学系统性回顾、归纳与述评，以此提出了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5个方向：（1）科学构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个体-农户-社区”尺度系统理论框架；（2）加强探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个体主观意愿；（3）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双重视角科学揭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过程机制、微观路径及动态生成逻辑；（4）从“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观”和“社区福祉观”出发评价生计转型过程与结果的可持续性；（5）加强“混合”与“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应用。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进展，展望

0 引言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等战略与政策的推进与落实，乡村地域系统发生适应性变化与发展，作为乡村地域主体的“生计转型”成为国家以及区域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杨忍等，2015）。生计转型指的是由于受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与影响，某个区域社区居民在一段时期内赖以生存、生活的职业或产业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其本质上是一定时期内某个地区居民生计策略的转变（王子侨等，2016；Bury，2004）。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之下，中国有很多乡村通过特色农业、特色手工业、旅游业等产业振兴的路径实现了村民的生计转型。其中，旅游发展所引导的乡村振兴和生计转型的案例不胜枚举，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很多典型的案例（崔晓明等，2018；贺爱琳等，2014；Ma et al.，2021；Su et al.，2016；Su et al.，2019a；Su et al.，2019b）。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生计转型可以有效固化本土劳动力并解决乡村空巢化困境，是一条较为“绿色”的乡村振兴路径（陈佳等，2017；Saayman et al.，2020），然而在现实案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某些乡村有优质的旅游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需求，但村民未能通过旅游发展脱贫增收，生计转型并不顺利，如陕西安康龙头村；还有某些乡村因为旅游发展通过耕地补偿、房产补偿等方式“一夜暴富”，但其实不仅没有实现生计转型，反而失去了原来的生计资料；其经历了短暂的“富裕”之后又重返贫困，如海南三亚六盘村（罗鲜荣等，2017）。还有某些乡村村民已经通过旅游业实现了生计转型，但在后续发展中因为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和其他原因，转型后的生计可持续性较低，如海南琼海北仍村。由此，引发这样的思考：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乡村顺利实现了生计转型，有的则阻碍重重，而有的在生计转型之后又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乡村旅游地的生计转型存在一条可持续路径吗？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早在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就建立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F）（DFID，1999），该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制度、生计策略等分析模块，是一个反映贫困人口如何在多元复杂的环境背景下基于对不同生计资本的组合能力选择适宜性生计策略，并实现生计目标的过程系统。该框架因可以用来理解贫困人口致贫成因并有效指导解决生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被广泛采用（Tao et al.，2009a；Tao et al.，2009b）。以SLF框架为基础，旅游领域内的部分研究者对此框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如Shen（2008）提出的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or tourism，SLFT）、Su等（2016；2019a；2019b）提出的旅游语境下可持续生计框架（livelihood framework in a tourism context，LFTC）等。无论是经典的SLF框架，抑或经过旅游学界修正的SLFT、LFTC等典型框架都主要是以生计结果为导向展现出了生计转型的宏观性、结构化、静态过程，然而并没有表现出多尺度、微观性、能动性、历时性等特征相结合的生计转型过程系统运行机制。正因为缺乏对此的系统性探讨，现有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研究对于生计转型的可持续与否并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对决定其是否可持续的关键性因素也未能在此框架中呈现。此外，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生计策略多样性（张瑾等，2023；Pham，2020）和节奏性（Rongna et al.，2020；Rongna et al.，2022）、生计结果脆弱性（梁旺兵等，2022；Xue et al.，2019）等客观层面从中短期时间尺度探讨生计可持续性水平，但是对于转型主体主观情感与生计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也缺乏以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的视角来评价长时间尺度的生计可持续性水平。鉴于此，亟须采用一种生计转型的系统与动态思维，从“谁来转”“为什么转”“如何转”“转得如何”“转后可不可持续”等关联问题与系统逻辑出发对生计转型主体、动因、过程、结果及其可持续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与述评，从而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未来研究与管理实践提出重点领域与方向。

1 研究文献来源及选取

1.1 研究文献来源

本研究外文文献来源于Google Scholar平台学术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旅游领域相关的权威期刊，如TourismManagement（TM）、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JST）、AnnalsofTourismResearch（ATR）、CurrentIssuesinTourism（CIT）、JournalofTravelResearch（JTR）、JournalofHospitality & TourismResearch（JHTR）、TourismGeographies（TG）、AsianPacificJournalofTourismResearch（APJTR）、JournalofTourismandCulturalChange（JTCC）、SustainableDevelopment，以及乡村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领域的JournalofRuralStudies、RuralSociology、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等著名期刊。此外，本文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SSCI、CSCD等核心数据库，主要涉及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经济地理、地理研究、地理学报、人文地理、自然资源学报等核心期刊。

1.2 研究文献选取

在Google Scholar权威数据库平台以关键词“tourism livelihood”“rural tourism livelihood”“tourism livelihood change/transition/transformation”等关键词组合进行数据库检索，检索时间截止于2023年2月。然后，基于以下原则对英文文献进行筛选：第一，因为本文研究核心议题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文献案例地须为“乡村旅游地”且直接涉及社区或居民等的生计转型问题；第二，与本文研究高度相关且质量较高的文献基本来源于国外旅游领域相关SSCI期刊，因此本文以旅游领域相关SSCI期刊为基准进行了文献筛选；第三，所选文献必须为英文期刊文献，剔除评论类、综述类等文献。基于上述原则，通过对文献的仔细研读、比对与筛选，删除了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得到高度相关的外文文献175篇。同时，于中国知网平台以“乡村”“旅游”“生计”，以及“旅游”“生计”“转型”等多种组合关键词进行全面检索，并基于“文献来源于CSSCI等核心数据库”“文献研究案例地必须为乡村旅游地，研究主题与内容与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高度相关”“剔除综述、评论等研究”等原则对检索文献进行全面仔细的筛选，最终得到直接相关的中文高质量核心期刊文献83篇。

2 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生计”一词因区域贫困问题被提出（Chambers et al.，1992；Sen，1981）并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Chambers等（1992）强调解决贫困问题不应该仅仅关注传统视角的收入上的贫困，而更多应该重视本质上发展能力的贫困，并将生计定义为建立于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活动（activities）等三大要素基础之上的一种谋生方式。随着旅游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产业路径，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生计转型研究开始被学界所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从以结果为导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F）以及“结构-能动性”（structure-agency）理论视角出发，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既需要关注涉及转型动因、过程等的“社会结构”，同时也须重视生计转型的能动性主体以及主体能动性。鉴于此，本文以转型主体、动因、过程以及结果等系统逻辑展开对文献研究进展的梳理（见图1）。

2.1 生计转型主体

农户是乡村最基本的社会与农业生产单元，也是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转型发展最直接的推动者（Fabinyi，2022）。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农业户、渔业户、牧业户等展开分析。作为以种植业为主的贫困地区农业户生计转型问题引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大量关注，如Iorio等（2010），2023，Su等（2016；2019a；2019b），Ma（2021）等研究者以相对贫困与弱势区域农户为基本研究对象探讨了旅游发展对传统农业生计影响以及农户适应过程。旅游的发展不仅极大影响了我国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乡村农户，而且还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力量嵌入以牧业、渔业为生的牧民、渔民生计系统之中，因旅游发展背景下沿海渔民以及草原牧民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乔桂强（2022）、Fabinyi（2022）和Lasso（2018）等以国内的山东、浙江以及国外的小型海岛为案例地，重点从海岛渔民主体自身出发探讨旅游与海岛渔民传统生计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而Rongna等（2020；2022）、李文龙（2019）等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少数民族区域案例地，强调在草场人地关系日益紧张以及旅游市场力量介入的多重环境背景下关注牧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重要性。随着聚焦家庭农户为主体的旅游生计转型研究成果愈加丰富，近年已有部分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了单从农户尺度进行生计转型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应该拓展生计转型研究对象与尺度，如陈佳等（2020）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生计转型适应主体应该包含农户和社区两个尺度，并构建了跨尺度的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

2.2 生计转型动因

2.2.1 驱动外因

发掘驱动因素是认知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及其特征的必要基础（吴孔森等，2020）。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关联驱动外因主要包括经济衰退、飓风灾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新冠疫情等自然社会灾害以及旅游市场与季节性、地理区位、政策制度、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中，Mbaiwa等（2009）指出博茨瓦纳地区居民旅游生计因经济衰退、疾病传染等因素影响会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罗玉杰等（2022）认为自然灾害是乡村旅游地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农户返贫的重要外力因素。苏伟锋（2023），Zhao（2019），Qian等（2020）等将区位因素纳入生计转型驱动的分析范畴，认为忽视不同地理区位与空间位置的联系会导致居民对生计转型的基础性动因认知出现偏差。

同时，旅游客源市场也被视为乡村居民生计转型的关键性外部动力；客源市场的不断壮大利于提升乡村居民生计转型的效率（吴孔森，2020）。而Su等（2019c）采用混合研究法深入分析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在季节性因素影响下的生计转型差异性。与此同时，旅游征地、生态补偿、文化保护、治理结构与模式等相关的政策制度也被视为驱动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黄志刚等（2021）基于PSM模型分析了旅游征地对失地农户福祉影响。Mbaiwa等（2009）、史玉丁（2019）等从自然生态保护与补偿政策制度出发分析其对社区居民生计转型的影响效应。此外，在文化或遗产旅游地实施的文化保护政策也对居民生计转型产生了由外而内的影响，如王蓉等（2021）、Mbaiwa等（2008）和Addinsall等（2017）等探讨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地如何在文化政策与旅游影响下促进生计转型、文化保护、乡村旅游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旅游征地、生态补偿、文化保护等政策制度本身内容固然重要，同时也需要关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中的治理结构与模式这一外力因素。许扬等（2022）、Qian等（2016）和Nyaupane等（2011）等强调治理结构与模式嵌入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中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不同治理模式对生计转型的驱动影响效应差异。

2.2.2 驱动内因

除了外部驱动因素之外，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还存在学界一直重点关注的“生计资本”这一关键内因（王蓉等，2022）。生计资本是社区居民抵御社会风险以及生计顺利转型的基本条件与重要保障（王蓉等，2021；温馨等，2020）。不同社区农户由于生计资本结构及规模水平的不同而产生了农户生计转型的差异（陈佳等，2020；Ding et al.，2018）。而农户生计资本体系如何解构以及如何衡量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成为国内外研究者重点研究的内容，唯有科学回答此项问题才能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内源性动力因素产生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在1999年最早构建了由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等五大部分组成的生计资本结构体系（DFID，1999）；而研究者Shen（2008）认为在生计转型驱动中应该重视制度资本及其关联作用，至此形成了新增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的六大生计资本体系。此外，随着传统文化旅游地居民逐渐学会利用自身文化资源生产面向旅游市场的文化产品并从中获取利益，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被认为是可以内化为社区居民生计能力并对生计转型产生驱动影响的重要内因。由此，刘相军等（2019）、王蓉等（2021）在前人生计资本体系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维度，由此形成了新增文化资本的七大生计资本结构维度体系。基于此，每个维度的生计资本都形成了相应比较稳定的测量指标体系，如人力资本测量指标包括劳动力及其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与知识等（Bennett et al.，2012；Kry et al.，2020）；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涵盖了社会支持度、社会联结度、社区与组织参与、网络和伙伴关系、信任与互惠等（Avila-Foucat et al.，2018）；自然资本测量指标包含耕地、草地、林地以及水域资源等（Yu et al.，2020）；金融资本指标包括家庭储蓄与年收入、政府补贴、借贷机会等指标（Avila-Foucat et al.，2018）；物质资本指标包括农户住房条件、旅游经营性房屋面积与固定资产、公共基础与旅游服务设施等等指标（Qian et al.，2016；Ma et al.，2021）；文化资本指标则包括文化拥有度、文化认知度、文化利用度等指标（王蓉等，2021；Ma et al.，2021）；而制度资本指标包含旅游市场可进入性、旅游利益共享、政策决策参与渠道、机会以及意愿程度等（Bennett et al.，2012；Tao et al.，2009b）。除了农户自身生计资本状况，农户性别、民族类型、文化价值观念、地方知识与认同等属性特征也成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生计转型的重要内部动力因素（Huang et al.，2022）。例如，京族这类群体随着生计资本的提升更青睐于从事旅游等非农生计活动以此提升自身福祉水平；而赫蒙族这类群体受到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地方性知识等自身属性特征影响仍然会选择传统农业生计，同时受到旅游利益驱动影响赫蒙族居民也逐渐在旅游生计与传统生计之间产生心理与情感的适应性平衡（Turner，2012a；Turner，2012b）。

2.3 生计转型过程与结果

2.3.1 生计转型过程

以SLF框架为基础，国外研究者Shen（2008）基于传统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不兼容性，首次对传统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进一步的过程路径以及要素内容的修正，并科学提出了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SLFT）。之后，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基于SLF、SLFT等的分析框架通过不同典型案例地居民的深入调研进一步扩展或细化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制度、生计策略等框架内涉及转型过程关联要素内容，并以此更加全面深入刻画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过程路径。其中，一些研究者将文化资本纳入到生计资本体系之中；通过农户文化资本水平的测评进一步分析文化资本作用于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重要性及过程，这进一步拓展了原有生计资本体系以及生计转型的资本作用路径（王蓉等，2021；王蓉等，2022；Ma，2021）。Su等（2016；2019a；2019b）在脆弱性背景因素中加入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将生计策略类型细分为传统型与旅游型，提出了基于本土化案例旅游语境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LFTC），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提供了科学解释。而Chen等（2019）、温馨等（2020）、Nath等（2020）、保继刚等（2022）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了不同机构、开发模式、治理制度等因素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的影响及其关联机制，丰富和细化了原有框架中生计转型过程关联的结构与制度要素体系，探索出了一条在结构与制度主导性因素转换影响下产生的生计策略转型实现路径。

基于SLF、SLFT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国内外相关文献进一步探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生计资本主导性影响特征。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类型因素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存在显著性的影响（Ma et al.，2021；Su et al.，2019a；Su et al.，2019b）。然而由于乡村旅游地案例地类型属性与区域差异、案例地所处旅游地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生计资本类型存在一定争议，例如不同案例地旅游生计策略转型形成了“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不同侧重的生计资本影响类型组合（何昭丽等，2017；温馨等，2020；Huang et al.，2022）。同时，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三大资本对农户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既存在“积极效应说”也存在“消极效应说”（孙博等，2016；Aazami et al.，2020；Bhandari，2013）。此外，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是一个历时性的长期过程，一般经历初期、中期以及成熟期等发展阶段，随之也会形成维持型、扩张型、替代型、收缩型等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分异路径（陈佳等，2020；Xue et al.，2019）。“维持型生计转型路径”指的是在乡村旅游发展影响下生计资本存量少且结构单一的家庭农户生计转型形成一种传统的“务农主导”或“务工主导”的维持型路径（乔桂强等，2022）；而“扩张型生计转型路径”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化生计转型策略，拥有良好生计资本规模与结构的家庭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影响下逐渐形成务工、务农、旅游等多元化生计路径（刘俊等，2019；Diedrich et al.，2019）。其中，某些家庭农户还会适应性扩大旅游生计的规模，而使得整个乡村旅游地进入一个“转型强化”的阶段（吴孔森等，2020）。而“替代型生计转型路径”一般指的是受到土地资源与自然资本的消失、地方政策以及乡村旅游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生计的农村完全转型为以“旅游”为替代生计的乡村旅游地，绝大部分乡村居民将旅游业作为了一种替代性可持续生计；而此种生计转型路径常见于发展或成熟期的乡村旅游地（王蓉等，2022）。此外，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除了存在“扩张型”路径，也存在“收缩型”路径。随着乡村旅游地发展进入一个成熟期、巩固期或衰退期，乡村旅游发展的负面效应随之产生并扩散，乡村居民的旅游关联生计策略的转型选择也会随之受到影响；而在此种情况下，减小旅游关联型生计规模、放弃旅游型生计机会等“收缩型”生计转型路径也会由此产生（张志明等，2023）。

2.3.2 生计转型结果

（1）生计转型的结果效应

SLF、SLFT、LFTC等学界关注的典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不仅展现了生计转型过程，同时还重点聚焦生计策略选择所产生的转型结果。无论传统还是旅游语境下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关于转型结果的探讨都是以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效应为预设，而通过某个阶段的农户生计转型产生结果实际上存在农户、社区等尺度层面的正面与负面的双重结果效应。在经济方面虽能通过生计金融资本的提升而改善农户自身福利与能力，从而达到缓解贫困、提高农户收入与生活水平的生计目标；但其也有可能带来本地物价上涨、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崔晓明等，2018；Su et al.，2019b）。在社会方面虽能增加社区与农户层面的就业机会多样性，改善社区交通与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治安水平，提升社区知名度与美誉度；但其也有可能带来乡村邻里关系疏远、道德标准下滑、乡村过度商业化等问题（Gurung et al.，2011；Gautam et al.，2016）。在文化方面虽能提升居民文化资本水平、促进文化保护与传承；但其也可能因为外来文化冲击而带来居民心理与文化不适应、文化遗产治理制度缺失等问题（Guri et al.，2020）。在生态方面虽能通过农户自然资本提升从而帮助村民脱离传统自然资源依赖路径、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但其也可能带来生态容量超载、旅游收益和生态保护的平衡被打破等问题（卜诗洁等，2023；Stone et al.，2015）。

（2）生计转型可持续评价

现有文献中关于生计可持续评价的探讨基本都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策略的多样性（贺爱琳等，2014；Su et al.，2016）、生计节奏性（Rongna et al.，2020）、生计自由度（苏明明，2021；Su et al.，2019a）等进行评价。生计策略多样性是降低生计风险以及脆弱性而实现可持续生计的一种优势选择与重要目标（王蓉等，2022）。Bires等（2020）、苏明明（2021）、Snyder等（2011）、席建超（2016）等研究者提出通过旅游与农业、渔业等融合产生多元化生计策略可以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进而提升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还有研究者认为生计多样性的可持续评价指标具有局限性，应该加入生计自由度的评价指标，并提出了包含中宏观层面的生计多样性、个体微观层面的生计自由度等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的二维理论框架（苏明明，2021；Su et al.，2019a）。此外，近年旅游领域研究者开始关注生计可持续的节奏问题，为生计可持续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例如，阿荣娜和孙九霞提出了生计节奏可持续的概念，并提出“多节奏生计可持续”与“单节奏生计可持续”的理论命题以及探讨了多元生计策略融合性可持续问题（Rongna et al.，2020；Rongnaet al.，2022）。除了生计策略多样性、自由度、节奏性等可持续生计等定性评价视角之外，也有不少研究者借鉴生态学、物理学等学科中的“脆弱性”（陈琦等，2021；Calgaro et al.，2008；Xue，2019）、“韧性”（贾垚焱等，2022；Chen et al.，2019；Holladay et al.，2013）、“恢复力”（何植民等，2022；Movono et al.，2017）等理论视角，采用AHP、熵值法等方法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构建旅游地生计脆弱性、恢复力、韧性等测评指标体系并分析社区居民生计可持续性；也有文献从生态、社会、经济、制度等韧性维度出发，建立指标体系量化测评旅游地生计韧性水平（Holladay et al.，2013）。

与此同时，还有研究者从整体全局视角通过构建涵盖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块中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五大要素指标的评价体系，从而定量测度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崔晓明等，2017）。然而，生计转型可持续性评价结果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地理空间均存在差异性（王蓉等，2022）。从时间异质性而言，短时期内的生计可持续状况并不意味着长时期阶段的可持续，因此需要关注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在中短期和长期不同时间尺度的差异（苏明明，2021）。除了时间异质性，生计可持续评价研究在空间尺度上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不同资源类型的乡村、或同类型但不同区位条件的乡村生计转型策略与方式都可能不尽相同，而生计可持续性评价也随之产生分异（李龙等，2021；席建超等，2016）。近年来，“社区福祉”作为一个能综合反映生计转型客观结果和主观感受的集成性概念被相关研究者提出；社区福祉被认为是个体福祉在社区尺度上的综合，是一个包含个体、农户、社区等多级尺度系统（Phillips et al.，2017）。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结果不能仅仅只着眼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福祉维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包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等主观福祉维度（苏明明，2021；Phillips et al.，2017；Qiao et al.，2019）。基于此，近年已有相关研究尝试构建出了社区福祉的多维指标概念性框架（Su et al.，2016），而有关生计可持续评价的少量研究也开始关注社区福祉（苏明明，2021；Su et al.，2023）。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归纳与梳理，立足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内容，提出了生计转型主体、动因、过程、结果以及方法等层面的研究局限与不足，进一步为未来研究提出了5个方面的趋势展望。研究述评与展望的基本框架如图2所示。

3.1 研究述评

3.1.1 生计转型主体：多把农户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缺乏多尺度系统观思维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户尺度，多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方面（崔晓明等，2018；Ma et al.，2021）。然而，反观现实中的乡村案例，生计转型关乎每一位村民个体，其转型意愿、转型态度等个体主观情感对生计可持续至关重要，其影响是研究者无法忽视的，而这在现有文献中提及较少（黄潇婷等，2023）。此外，生计转型的全局过程和整体影响需要从整个乡村社区的层面加以审视，而单从个体或农户层面进行分析存在较大局限性。从尺度关系来看，农户由个体构成，社区由农户构成，因此单从农户尺度来审视生计转型缺乏一种尺度观思维；这无形中忽略了个体、农户、社区之间的尺度关系，同时也忽略了尺度转换、尺度效应、尺度反馈等过程，因此也就无法深度揭示生计转型的过程路径特征和运行机制，这也正是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仅仅聚焦于农户尺度而存在不足的原因（陈佳等，2020）。因此，生计转型研究需要树立一种系统的尺度观，重视多个尺度之间的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

3.1.2 生计转型动因：多聚焦转型驱动的客观因素，忽视了个体主观意愿

目前关于乡村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多关注政策、制度、旅游市场、季节性、地理区位、生计资本等社会结构化的客观性因素（保继刚等，2022；李龙等，2021；Su et al.，2019a；Su et al.，2019b）。然而从客观动因到农户转型，其实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即个体能动的主观意愿。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主体的能动性对生计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着乡村社区居民生计转型的韧性（Chen et al.，2019）。无疑，农户由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构成，而居民个体的转型意愿也是一种重要的主体能动性体现。在旅游发展、脆弱性环境条件以及生计资本等多重动因的作用之下，首先是催生了个体主观层面能动性的生计转型意愿，然后才是以农户为单位执行生计转型的策略；并且个体主观意愿的异质性还可能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内部协商与决策产生影响。由此看来，跳过个体能动性而直接去分析社会结构化的动因对农户生计转型的作用，缺乏对主观意愿的能动性所发挥作用的关注。

3.1.3 生计转型过程：多围绕结构性范畴刻画路径，未能揭示生计转型微观过程及演化机制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的研究，大多研究者主要围绕环境背景、结构制度、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分析框架中的结构性范畴，以“环境背景作用——生计资本的变化-结构与制度转化-生计策略的选择”的逻辑路径来刻画和分析生计转型过程（刘俊等，2019；王蓉，2022）。然而，这仅仅展现了生计转型的宏观结构性过程，而无法揭示生计转型的微观路径与复杂演化机制。从微观路径而言，农户生计转型过程涉及“个体-农户-社区”三级尺度，现有研究所展现的宏观性结构化路径忽视了生计资本因素对生计策略影响过程中“人”以及“非人”主体要素的能动性影响。因此，其无法揭示个体到农户尺度转换所涉及的农户内部性协商、决策与执行，以及农户转型过程所产生的累积与外溢效应等微观过程及其关联多元异质元素复杂作用关系。同时，其也无法展现代际、权力、宗族等社区内部结构性力量对生计转型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从演化机制而言，现有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微观过程路径以及历时演化、多元复杂异质元素互动的综合视角，导致其无法深入发掘与剖析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的复杂动态演化逻辑与机制。

3.1.4 生计转型结果：多聚焦生计策略对结果的影响，忽视了多尺度社区福祉和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

现有文献中关于生计转型结果的研究，基本还是依照旅游影响研究的传统框架思路，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维度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进行探讨（张爱平，2020；Guri et al.，2020；Kausar，2010）。然而，这种分析方式并不能综合反映生计转型的结果及其对个体的反馈效应；对于生计转型是否可持续的评价也只是分维度展开，较难形成一个直接测度的指标体系，更难以综合反映生计转型结果在“个体-农户-社区”三级社区福祉尺度层面的关联意义。

目前对于生计可持续的评价既有定性的分析也有定量的测度，大都聚焦于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1999）而展开。其实，目前对于生计可持续水平的评价对象主要还是针对阶段性过程及其截面结果，评价工具以客观指标为主，评价尺度也陷入个体或农户或社区的单一化境地，而其无形之中忽略了心理安全感、获得感以及幸福感等主观性福祉因素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忽视了“个体-农户-社区”关联福祉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意义。在此种背景下，“社区福祉”导向的生计转型结果测度和可持续评价开始被研究者们关注。而其中原因在于“社区福祉”这一综合概念不仅能够体现生计转型结果的客观性指标，同时也包含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主观性指标。而从融合主客观、多尺度特征的“社区福祉”视角出发可以全面体现乡村旅游地社区发展的多元维度价值意义，并能更加真实有效地反映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可持续性（苏明明，2021；Qiao et al.，2019；Phillips et al.，2017）。此外，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研究者大都聚焦生计转型的阶段性结果进行可持续评价，而对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和生计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

3.1.5 生计转型研究方法：多采用单一定性或定量方法，缺乏“混合”与“后结构”方法应用

国内外研究者从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方面开展了丰富的研究。这些文献主要应用了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则相对较少。从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法来看，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多通过观察法（Tao et al.，2009a；Tao et al.，2009b）、问卷调查（崔晓明等，2018）、访谈法（Ma et al.，2021；Su et al.，2016；Su et al.，2019a；Su et al.，2019b）、欣赏式探寻法（appreciative inquiry）（Nyaupane，et al，2011）、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刘相军等，2019；席建超等，2016）等主要方法收集数据。而从研究数据的分析方法来看，主题分析法（Mbaiwa，2011）、二元Logistic回归或多元回归分析法（刘俊等，2019；Huang et al.，2022）、熵值法（王蓉等，2021；张瑾等，2023）、叙事法（Simpson，2007）、结构方程模型（罗文斌等，2019）等多元化的分析方法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具体分析乡村旅游生计数据的重要选择。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多从单一的“定性”或者“定量”的视角展开探讨。其中，大部分文献成果多通过焦点小组、深度访谈、半结构化访谈、问卷等方法与途径获取乡村旅游地社区或居民生计相关数据，并利用定性研究逻辑主导的主题编码分析、叙事分析，以及定量逻辑主导的熵值法、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方法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影响关系与机制、适应性与可持续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郭华等，2020）。然而，单一的定性研究方法难以定量刻画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关联影响关系与作用程度；同时以截面数据为主的单一定量研究方法也难以科学发掘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演化过程规律与内在机制。此外，在相关研究中少有从“后结构主义”视角方法出发开展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的成果。

3.2 研究展望

3.2.1 生计转型主体：构建多尺度系统观视角的生计转型系统理论框架

现有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以家庭农户为单位展开分析。虽然其能从总体上发掘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宏观过程与特征（贺爱琳等，2014），但是由于缺乏“个体-农户-社区-……”等多级尺度系统观，聚焦以单一农户为转型单位的研究必然会忽略乡村家庭农户的异质性以及个体、农户、社区等多级尺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导致其无法科学有效透视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系统性复杂运行规律。从生计转型的逻辑顺序来看，在市场发展、地方政策、地理区位、制度等多种外部因素构成的环境背景下，旅游发展先催生了村民个体的生计转型意愿；继而以农户为基本单元执行生计转型策略并产生生计结果；再经由农户生计结果的累加以及外溢效应呈现出整个社区的生计转型结果；最后农户层面连同社区层面的生计结果有可能反过来再次影响个体的转型意愿（见图3）。由此看来，乡村生计转型存在一个“个体-农户-社区”的尺度系统，未来研究应该构建从个体到农户的尺度转换、从农户到社区的尺度效应，从农户和社区再到个体的尺度反馈等贯穿着生计转型全过程的尺度系统理论框架（见图3）；而在该理论框架中的各级尺度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所以在具体分析时既不能割裂地看待某一级尺度，也不能将各级尺度混为一体。

3.2.2 生计转型动因：重点关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个体主观意愿

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忽略了生计转型个体的心理认知、动机、情绪、情感、价值观等主观能动性因素，因而其无法有效识别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驱动因素中“人”这一主体能动性因素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尴尬局面（黄潇婷等，2023）。未来研究在重视社会结构性客观因素驱动生计转型的直接影响作用基础上需要重点关注利益与风险感知、机构信任、心理动机、情绪情感、文化价值观念等居民生计转型中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的能动主观因素、主客观因素及其对居民个体转型意愿综合影响的探讨。同时，未来也需要加强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居民个体属性因素对生计转型意愿影响的调节边界效应的分析；以此综合科学研究生计转型中社区居民个体的主观转型意愿类别与差异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程度效应，从而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动因探讨提供一种以“人”为中心视角的新内源性解释变量。

3.2.3 生计转型过程：揭示生计转型的过程机制、微观路径与生成逻辑

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未来研究需立足于“环境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制度-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这样一种线性因果特征鲜明的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从“个体-农户-社区-……”等多级尺度系统观出发，进一步探讨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个体到农户尺度的内部协商决策性转换、农户到社区尺度的累积与外溢效应过程中社会结构性内外部动力、阻力（如权力、代际、宗族）及其对生计策略转型的关联影响，以此深入解析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机制。同时，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不同生计资本组合构型对生计策略转型影响的组态效应，识别生计策略转型影响的核心以及边缘型生计资本组合条件。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聚焦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过程中“人”主体能动性这一重要变量；并以农户生计转型中家庭内部“人”能动性的交流、协商、决策、执行等微观过程的深入透视，揭开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转型微观过程路径的“理论黑箱”。然而围绕静态、结构化、线性因果逻辑特征显著的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无法解析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复杂非线性拓扑网络结构。同时，乡村旅游地在生计转型过程中除了受到“人”这一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外，诸如乡土建筑、土地、海洋、渔船、政策、制度等非人类异质元素及其在生计转型中的能动性参与作用不容忽视。因之，未来研究也非常有必要借鉴后结构主义思潮下关系性、异质性、能动性等特征鲜明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拼装理论等视角科学分析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下多元异质元素复杂互动作用影响而发生生计演化过程逻辑，从而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提供一种“生计行动者网络”以及“生计拼装”的新视角。

3.2.4 生计转型结果：以动态演化观与社区福祉视角评价生计转型的可持续性

生计转型的可持续性既包括“生计转型结果的可持续性”，还包括“生计转型过程的可持续性”，两者有所不同。“生计转型过程的可持续性”重在探讨转型过程是否能够可持续进行，是对转型过程的可持续评价；而“生计转型结果的可持续性”重在探讨转型后的生计方式是否能够保持长远，是对不同时段的转型结果的可持续评价。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个重在动态过程，一个重在不同时段的静态结果。“生计转型结果的可持续性”评价需要建立在探讨“生计转型过程的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即需要将其放置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时间轴上进行评价才有意义。首先，关于生计转型过程可持续性的未来研究需要引入历时动态演化观，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针对具体案例地的旅游发展演化和生计转型情况，把握生计转型过程诸如A、B、C等关键阶段节点所对应的时间范围及其所处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特征，据以综合评价生计转型过程的可持续性。其次，针对现有生计结果探讨不能全面体现旅游地社区发展的多元需求，对生计可持续的探讨也无法体现个人幸福感和获得感等主观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未来关于生计转型的结果可持续评价方面研究可以引入具有时间流动性、主客观相统一、多尺度特征的“社区福祉”视角加以重新审视。以生计转型过程可持续性评价所识别出的关键阶段节点为基础，通过构建包含社区、农户客观性指标以及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居民个体主观性指标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地多尺度社区福祉测评指标体系，并开展关键阶段节点状态的农户、社区客观福祉指标以及个体主观福祉指标的历史追踪访谈及问卷调查，以此综合评价生计转型结果的可持续性水平。

3.2.5 生计转型研究方法：加强“混合研究”“后结构主义”方法应用

通过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方法的述评，可以得知目前研究文献中混合研究方法、后结构主义方法的探索与应用不足。混合研究（mixed-methods research）指的是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以上方法与手段进行数据搜集与分析的一种研究类型，其具体设计存在同步嵌套型（“定性”“定量”同时进行）、顺序解说型（先“定量”后“定性”）、顺序探究型（先“定性”后“定量”）等3大类型混合设计方法（Creswell et al.，2011）。而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涉及转型复杂因果关系、转型演化过程等定量与定性逻辑问题，这些问题亟须一种“混合”研究方法加以全面深入的分析。由此，未来可以借鉴混合研究方法三种混合设计逻辑与思路全面深入研究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历时性与空间性动态演化过程规律。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视角而言，目前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方法体现的基本是一种“结构主义”本体论下的方法论应用，而较少研究者从近年流行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出发进行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探索。为此，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 theory，ANT）、“拼装”（assemblage）、“新物质”（new-material）等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采用“元素网络图谱绘制”等方法科学分析异质生成空间以及后关系本体论下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动态生成逻辑、机制与机理（蔡晓梅等，2022；王瑶，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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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凯（1986—），男，博士，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乡村旅游，E-mail：316221812@qq.com。王强（1992—），男，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海洋旅游、乡村旅游与旅游地理，E-mail：wqiang@gdou.edu.cn。

《旅游科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