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凯

发布时间:2025-09-25

摘要：选取2008—2023年沪深A股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中，优化营商环境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重要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方面，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提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的建议，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双重差分模型

在当前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全球经济体系。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42.8%，其中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1]。可见，企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实现技术赋能、效率跃升的核心手段，更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技术迭代成本高、数据要素应用能力弱、组织结构僵化等多重挑战，亟须通过制度创新与外部环境优化破解瓶颈。因此，如何通过政策设计激活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成为实现“数实融合”战略目标的关键命题。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正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全国已形成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雁阵格局”，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数字经济领域，自贸试验区积极承担“试验田”职能，率先推进数字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例如，海南自贸港探索“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机制，北京自贸试验区建立数字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为数字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政策保障，更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扩大要素配置空间，直接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作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是政策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检验制度创新有效性的微观窗口。在此背景下，探究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深入剖析传导机制，对于优化政策供给、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及影响机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外部环境、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进行探讨。从外部环境角度出发，宣烨等^[2]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自主创新激励、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史宇鹏等^[3]认为，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既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又能增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部分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政府驱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以政府驱动型创新为导向的财政科技支出^[4]和政府创新补贴^[5]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方晓晖等^[6]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对于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主题的关注和应用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王磊等^[7]指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从企业内部角度来看，邱洋冬^[8]认为企业的规模、年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也有学者认为，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主要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行为、增加数字化专利产出等方式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9]。

现有文献对自贸试验区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对区域经济、对外贸易和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影响。部分学者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发现，郑斌等^[10-11]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素中的核心要素；杨玉桢等^[12]也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效推动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从对外贸易角度来看，肖林等^[13]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确实有助于推动所在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自贸试验区设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产业集聚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14]和出口技术复杂度^[15]。从企业绩效角度来看，刘军等^[16]认为，从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绩效；岳文等^[17]和方云龙等^[18]认为，自贸试验区设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而从自贸试验区视角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文尝试从如下几方面入手：（1）在研究视角上，基于理论分析，深入剖析自贸试验区设立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2）在研究层次上，将自贸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微观层面揭示其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潜在传导途径；（3）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数字化浪潮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平台，其制度创新与开放举措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一）自贸试验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自贸试验区的建立重点在于制度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目标，推动制度质量的提升。通过引入先进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高效、稳定的市场环境^[19]。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涵盖了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以及运输便利化等全领域。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政策支持和更加便捷的运营条件^[20]。自贸试验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环境，强化了企业承担转型风险的主观意愿。制度创新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还通过优化市场环境，提高企业对转型风险的承担能力。

自贸试验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跨国资本流入，带来了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效应。这种资本流入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还促进了产业集聚^[21]和人才集聚^[22]，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同时，通过进口发达国家的中间品，企业能够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中间品所蕴含的技术和理念，促使企业将中间品中的技术转化为自身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优势^[23]。这些变化显著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和创新成本，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本文提出假设1：

H1：设立自贸试验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明显。

（二）自贸试验区设立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石^[24]。一方面，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形成产业协同集聚效应，这一创新举措既完善了市场环境，也为企业拓宽了市场空间。通过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自贸试验区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资源和前沿的技术理念，从而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和能力。高水平的开放政策使企业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设立自贸试验区有助于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准入。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助于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5]。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升竞争力，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同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还能够打破行业壁垒，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融资约束是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企业发展数字技术需要大量资金，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融资成本高与流动资金短缺的冲突限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26]。一方面，自贸试验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提高企业融资的可能性^[27]，具体包括创新企业监管、完善信息公开等。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设立通过信贷支持、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这三条路径，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28]。此外，财政资金具备引领示范效应，获得资助的通常是高效率、高潜能企业，能吸引金融资源汇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本文提出假设2：

H2：自贸试验区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渠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研究设计

前文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自贸试验区设立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假设，并对前文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DT_i，t=α₀+α₁Post_t×Treat_i+α₂X_i，t+Year+Firm+ε_i，t （1）

其中，DT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i、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和时间，Post×Treat为核心解释变量自贸试验区建设情况，这一指标为0—1变量。基于本研究的假设和模型构建，本文参考各年份自贸试验区设立情况，如果该企业位于当地且设立在自贸试验区，那么它的值被设置为1，反之为0，以此来进行计量模型构建。α₁为本文主要探讨的变量的系数，当该系数为正时，说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将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反之为负时，说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将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X_i，t为所有控制变量，Year表示时间固定效应，Firm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DT），参考甄红线等^[29]的做法，本文采用CSMAR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数字化指数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该数据库依据上市公司年报、募集资金公告、资质认定等公告中的相关内容，构建企业数字化水平评价体系。此体系主要涵盖上市公司层面的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企业数字化成果与应用，以及宏观层面的环境支撑等六大指标，用于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相比于现有文献，吴非等^[30]和袁淳等^[31]仅关注管理层分析与讨论（MD&A）中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该数据覆盖面广，内容翔实，能够更有效、全面地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自贸试验区设立（Post×Treat）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自贸试验区设立（Post×Treat）。因为自贸试验区建设与政策公布之间存在时滞效应，所以本文仅选择2013—2020年自贸试验区试点地区的样本数据作为样本对象。政策虚拟变量Post×Treat是由企业虚拟变量Tret与时间虚拟变量Post相乘得到的，其中本文利用匹配成功的企业经营数据库中企业的地址、名称信息，将处于自贸试验区内的上市企业位置变量（Treat）设定为1，非自贸试验区内企业设定为0。企业进入自贸试验区的时间变量（Post）的定义为：若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时间小于等于企业观测年份，则定义为1；若设立时间大于企业观测年份，则定义为0。

3.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无形资产占比（Itang，无形资产净额/总资产）、现金流（Cflow，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总资产）、企业价值（TobinQ，企业市场价值/企业重置成本）、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总资产）、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对数化处理）、企业年龄（Lnage，ln（当期年份-上市年份+1））和股权集中度（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占比作为控制变量）。

4.中介变量

（1）营商环境指数（DB）。参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设定营商环境为中介变量。（2）企业融资约束（WW）。考虑到WW指数，现通过多个财务指标综合评估公司的融资约束。这些指标包括经营性净现金流、现金股利支付、长期负债等，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融资能力。因此，本文采用WW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23年沪深A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本文剔除ST、*ST、PT以及金融类企业。同时，本研究仅保留至少连续五年无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层面缩尾。最终，本文获取37 982个样本。

四、实证分析

基于前文已经给出的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模型构建等进一步呈现实证研究的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下页表1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第一列和第二列），无论是否加入固定效应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显著为正。然而，当加入企业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的系数从0.929大幅下降至0.071，尽管仍然显著，但这表明在控制了时间或地区等固定效应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数字化转型的直接效应有所减弱。这可能是由于固定效应捕捉到了随时间或地区变化的其他未观测因素，这些因素也影响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自贸试验区设立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加入固定效应后系数从0.852下降至0.081。这表明，在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如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比例、现金流比例、托宾Q值、资产回报率、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的对数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同样因受到固定效应的影响而有所减弱。此外，控制变量的系数也提供了有关其他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重要信息。例如，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比例、现金流比例和资产回报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负向影响，而托宾Q值、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对数有正向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数字化转型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可见，Post×Treat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验证了H1。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在进行构建DID模型后必须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探讨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前后，对照组与实验组的趋势是否一致。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生成趋势图（见图1）。

由图1可知，在政策实施前期，对照组与实验组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而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期及往后，对照组与实验组产生明显差异。意味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确实正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促进作用并非在政策实施当期立即显现，而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政策从发布到实际落地需要一定的时间，企业也需要时间来理解和适应新政策，进而调整其战略和业务模式以充分利用政策带来的机遇。此外，自贸试验区政策对实验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还具有持续性。在政策实施后的多期内，实验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高于对照组，这表明政策的影响是长期且稳定的。这种持续性可能源于政策所提供的持续激励和支持，以及企业为顺应政策导向而进行的持续投入和创新。

2.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在政策效果评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对差分法（DID）等准实验设计稳健性的一种重要验证手段。该检验的核心目的在于检验观察到的政策效果是否确实由所关注的政策引起，而不是由于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或随机误差所导致。通过构造一个虚假的政策实施时间点或随机分配一个虚假的处理组，安慰剂检验能够模拟一个不存在真实政策效果的情境。如果在这种虚假情境下仍然观察到了显著的政策效果，那么就有理由怀疑原先观察到的政策效果可能是由于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或随机误差产生的。相反，如果虚假情境下没有观察到显著的政策效果，那么就可以增强对原先观察到的政策效果是由真实政策所引起的信心。在本文中，通过构建虚拟处理组，并将其进行500次重复试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表明，并未观察到显著的政策效果。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自贸试验区政策对实验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是真实且稳健的，而非由于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或随机误差所导致。

本文基准回归系数为0.081，由图2可知，远超于本文的虚拟处理组，且虚拟处理组的P值大多均匀分布于0附近，且呈现正态分布，这表明本文安慰剂检验通过。

3.PSM-DID检验

PSM-DID方法结合了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差分法（DID）的优势，旨在减少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政策效果。由下页表2中的第（1）列，1:1近邻匹配可知，Post×Treat的估计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由半径匹配可知，Post×Treat回归系数为0.106，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化转型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从第（3）列核匹配中可知，Post×Treat的回归系数同样为0.117，且在1%水平上显著，与半径匹配结果一致，进一步强化了自贸试验区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控制变量的系数与前两种方法相似，表明结果在不同匹配方法间具有高度一致性。样本量（N）与半径匹配相同，为34 024，调整后R²也为0.786，表明核匹配方法在保持样本量和模型解释力方面与半径匹配相当。

（三）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H2的合理性，本文深入探讨区域营商环境、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构建中介机制模型如式（2）、（3）所示。其中，M为经营环境和融资约束。其余变量同式（1）。

M_i，t=β₀+β₁Post_t×Treat_i+β₂X_i，t+Year+Firm+ε_i，t （2）

DT_i，t=γ₀+γ₁Post_t×Treat_i+β₂X_i，t+Year+Firm+ε_i，t （3）

下页表3中列（1）、列（2）为企业融资约束的检验结果。从列（1）的结果可知，营商环境的回归系数为0.013，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列（2）显示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为0.077，且通过了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由此，H2得到验证。

（四）异质性分析

在探讨自贸试验区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考虑区域异质性是至关重要的。区域异质性指的是不同地区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策执行环境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自贸试验区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影响政策效果的评估和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企业区域分布异质性检验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鉴于此，本文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把样本数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两部分。由下页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自贸试验区政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中部地区的影响相对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策执行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所致。东部地区凭借其成熟的经济体系和高度对外开放程度，能够迅速吸收和利用自贸试验区政策的红利；西部地区则因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而更需要政策的扶持和推动，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为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可能受到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策执行障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导致自贸试验区政策的正面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以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

2.行业异质性检验

行业异质性指的是不同行业在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技术需求、市场竞争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自贸试验区政策在不同行业中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进而影响政策效果的全面评估、政策的精准制定以及行业间的均衡发展。

本文将企业按照行业特征划分为三类：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并分别展开回归。下页表5的实证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促进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作用。原因在于自贸试验区政策在降低关税、简化审批流程、促进投资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助于降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同时，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自贸试验区政策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其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而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是因为自贸试验区政策可能更多地侧重于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方面。因此，自贸试验区政策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效果可能相对有限。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完整的自贸试验区设立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一）研究结论

1.自贸试验区设立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正相关关系。

2.自贸试验区设立有助于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信心与能力，从而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自贸试验区建设能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3.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东部、西部地区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作用明显。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区域营商环境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自贸试验区应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加快完善自身体制机制建设，持续优化政策环境，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自贸试验区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此外，自贸试验区还需强化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更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实现突破，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激活创新创业的内生动力。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产业发展与金融服务紧密结合，为企业创造更多样的融资选择，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支持。另外，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框架内，应着重激活企业的学习与创新机制，借助于政策激励与创新平台的构建，旨在推动企业科技研发能力的强化，并加速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实现经济活动的高效化。

第三，自贸试验区设立时，要考虑不同市场主体的特点和需求。具体而言，要聚焦重点领域和企业，量身打造适配且有创新的政策体系。通过这种精准施策，自贸试验区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效率。

参考文献：

[1]曾昌礼，武永亮，张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安全生产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24（9）：32-48.

[2]宣烨，傅晨.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工业技术经济，2023，42（9）：3-11.

[3]史宇鹏，王阳.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表现与作用机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14-28.

[4]吴非，常曦，任晓怡.政府驱动型创新：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财政研究，2021（1）：102-115.

[5]陈和，黄依婷.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方金融，2022（8）：19-32.

[6]方晓晖，郭鸿儒，刘冲，等.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企业业绩说明会的证据[J].产经评论，2023，14（5）：61-81.

[7]王磊，李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现代经济探讨，2024（1）：77-89.

[8]邱洋冬.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基于多维指标的贡献度分析[J].西部论坛，2024，34（3）：74-94.

[9]吴育辉，张腾，秦利宾，等.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经济管理，2022，44（12）：138-157.

[10]郑斌，谢学旗.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商业经济研究，2024（8）：189-192.

[11]方云龙.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体制改革，2020（5）：178-185.

[12]杨玉桢，冀康孟.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4）：11-18.

[13]肖林，常亚杰，沈敏奇.自贸试验区对城市贸易活动的影响：基于贸易便利化和城市空间效应的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23（11）：129-143.

[14]王宝顺，刘刚，蒋飞.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J].产经评论，2024，15（2）：73-91.

[15]刘培青，夏旖璠.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吗？[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24（3）：42-51.

[16]刘军，史学睿.自贸试验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J].软科学，2022，36（12）：89-96.

[17]岳文，徐婕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生产效率[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2）：147-156.

[18]方云龙，刘佳鑫.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创新吗？：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21（9）：25-33.

[19]福建社科院课题组，李鸿阶.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与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政策选择[J].亚太经济，2019（1）：120-125.

[20]贺小勇.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研究[J].科学发展，2023（4）：56-65.

[21]于津平，方初.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与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角色定位[J].江海学刊，2020（6）：81-87，254.

[22]张萍，史学睿，王雪飞，等.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科技人才集聚影响的研究[J].淮阴工学院学报，2022，31（6）：47-55.

[23]祝树金，钟腾龙，李仁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8（1）：41-59.

[24]史宇鹏，王阳.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表现与作用机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14-28.

[25]龚新蜀，靳媚.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2）：90-99.

[26]李为，谭素瑶，吴非.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纾解与创新促进的中介传递[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20）：28-38.

[27]朱秋华，杨毅，杨婷.信息披露质量、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企业经济，2019（6）：89-96.

[28]赵玉洁，滕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企业经济，2024，43（1）：44-53.

[29]甄红线，王玺，方红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经济研究，2023，58（11）：62-79.

[30]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0，130-144.

[31]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作者简介：王凯，硕士研究生在读，从事国际商务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