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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电影企业创新与发展：长影八十年的探索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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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负责人、研究员 刘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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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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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恰逢长春电影制片厂建厂80周年，80年来这座被誉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艺术殿堂，以光影为旗，引领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征程，印下了无法磨灭的足迹。80年来，长影在栉风沐雨中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了印刻在观影者心中难以忘怀的银幕佳作。它在塑造我们共同民族情感记忆的同时，也熔铸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意志。值此长影80周年庆典之际，本刊将连续特设专栏，并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电影艺术家，共同将长影80年来的美学探索与精神图谱、峥嵘历程与改革蓝图置于更宏阔的学术视野下进行深度梳理，感受中国人的长影情怀。回顾长影史、追忆长影情、触摸长影梦。长影将继续成为影视行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摘要：聚焦于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八十年的发展历程，首先回顾其在国有电影体制建立与电影工业化探索初期（1945—1953年）作为先驱者的角色，以及在电影管理体制构建、制片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接着阐述了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7年）长影在行政化机制与市场效应双重影响下的曲折发展。进入市场化转型阶段（1978—2011年），详细探讨长影所面临的挑战与所取得的突破。针对新时期（2012—2024年），分析长影的创新举措与发展动态。通过综合分析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的做法与经验，为当前及未来国有电影企业的战略转型与创新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长影集团，长春电影制片厂，国有电影企业，八十年 国有电影企业在中国电影产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其发展历程、成就与挑战对于研究中国电影产业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长影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它不仅承担了电影制作的重要任务，还肩负了光荣使命，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电影机构的“孵化器”、电影企业体制的“探路人”和电影人才的“集散地”；新中国成立后，长影不断探索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创作机制，展现了其使命与担当；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长影积极变革，勇于创新，并于2005年初在全国电影业中率先完成改革，因此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2008年）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2010年）。进入新时期，长影努力站在时代的前沿，坚持“六个办影理念”，不断探索电影艺术的新领域、新形式，持续创作出影视精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积极展现新时代的风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长影的历史沿革、使命担当以及在新时期的改革与创新，探讨其对其他国有电影企业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一、国有电影体制建立与电影工业化探路（1945—1953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其历史可追溯至 （一）奠定了“政企合一”电影“管理体制” 东影自成立伊始，就开始了电影管理体系的探索工作，逐渐奠定了新中国国营电影制片厂“政企合一”管理体制的基础。[1] “政企合一”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不仅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还直接干预或参与企业的微观管理，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计划。对于电影制片厂而言，这意味着不仅要创作高质量的电影作品，还要确保完成国家的电影生产计划。 东影在早期建设阶段，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构建和完善“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首先，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确保了党的领导深入到东影的各个机关部门和摄影组中，成为全厂发展的核心力量。1951年之后，形成的东影模式代表着以党的领导为主的国营电影管理体系。此后，党和国家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电影创作规划和表达疆域的把控和领导。[2] 其次，东影明确了厂长的职责和地位。从制片的体制上看，是长影厂自己组织剧本，经由厂长批准后就可以投入拍摄。[3]厂长作为生产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不仅要负责完成国家下达的电影生产计划，还要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财务工作负完全责任。这种明确的职责分工确保了东影能够高效、有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通过这些努力，东影在管理体制上逐渐呈现出了新中国国营电影企业政企合一管理体制的最初样态。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还促进了中国电影工业和工业化的发展，为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探索建立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电影制片体系 在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袁牧之的领导下，东北电影制片厂积极推行了“三化立功运动”，并制定了“七片生产计划”，这两项举措为新中国国营电影制片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三化”即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其核心理念在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构建一套新型的电影企业科学管理制度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在实施“三化”的过程中，东影广泛动员群众，深入探讨合理的分工协作及工作方法，明确划分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并制定了详尽的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各部门进一步订立了保证生产公约，涵盖艺术片的编剧与导演、新闻片的编辑与摄影、作曲与乐队等多个方面，这些公约取代了旧的合同，成为具有约束力量的生产关系。同时，为了确保生产的高效进行，东影不断优化全厂机构和人员设置，如增设了艺术处、资材科等部门，以强化生产和经济管理。 “七片生产计划”则涵盖了七个片种的生产，包括新闻纪录片、故事片、美术片（动画片和木偶片）、科教片、翻版片（译制片），以及新闻照片和幻灯片。其中，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和翻译片作为常态片种，奠定了新中国电影的制片格局和片种范式，对后续的电影事业建设和生产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影在“七片生产”中以艺术片为重点，而后续建立的综合电影制片厂大多以故事片为主。东影起家的新闻纪录片后来随新闻摄影队调入新建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骨干力量参与了专门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教片则衍生出了上海、北京、农业三个科学教育制片厂。美术片从东影南迁上海后，先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后独立成立了专业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并增添了剪纸、折纸、水墨动画等多样式。另外，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均持续进行影片译制工作，并在后来扩展设立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专注于译制片制作。 袁牧之就如何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事业的报告于 不过，由于当时国家统一规定的剧本要求十分细致和严格，导致严重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许多剧本都不能通过，因此，1951年至1953年电影产量不高。[6] （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育人才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新电影人才的持续注入。在培养社会主义新电影人才方面，东影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影初创期，我党高度重视东影的建设和发展，从多方面调集大批艺术、技术干部充实加强队伍。1948年起，东影多次举办电影训练班，一大批专业的电影人才脱颖而出。[9]导演王滨、成荫、凌子风、冯白鲁等人在中国第三代导演中享有盛誉，他们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袁乃晨被誉为“译制片之父”，为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于蓝、林农等则从话剧舞台走向电影舞台，以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成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此外，段孝萱等人在摄影、美术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新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水平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专业的电影人才外，东影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事业管理人才。袁牧之、田方、钟敬之等人在接收“满映”和建设东影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推动了其他地区电影厂的顺利接收，更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1949年，党中央从东影抽调大批干部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接收敌伪电影机构，为建立纪录片、艺术片和美术片等新厂、创建全国电影发行系统和电影工业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10] 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阶段，长影亦派出大批技术、艺术人员支援各兄弟厂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输送了2000多名电影艺术家和专业技术人才，详见表2。[11] （四）电影工业体系的开创性贡献 电影工业是指贯穿电影拍摄和后期制作全过程的设备技术服务及设备生产厂家共同构成的电影生产体系。[12]它不仅包括摄影棚、洗印车间、电影机械厂和化学工厂等硬件设施，还涉及电影胶片、电影设备等一系列与电影生产紧密相关的要素。 在摄影棚方面，1949年至1950年，东影修补了3个摄影场，补修和新建了5个临时摄影棚。这些摄影棚的建筑面积在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上，截至1950年，补修了2个录音室，并新建了同等数量的录音室；新建了5个仓库、木工电工作室以及防空壕；同时，修复了1个食堂并新建了1个食堂。此外，还新建了大礼堂、四栋房屋、水房、火锯房、暖房、锅炉房、人员宿舍和变电室等设施。其他诸如道具仓库、烘炉房、放映室等工程也已建设完成。新增的职工宿舍、食堂等为东影吸纳和扩建人才队伍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 胶片的试制与生产。当时胶片主要靠进口，国内还未具备电影工业生产的能力，而且由于战争的原因，胶片的进口十分困难。1948年，为了缓解胶片供给不足的问题，东影建立了化学研究室。 此外，幻灯机和其他电影配件的生产与维修也是保证电影持续生产的关键。东影成立后不断加大对修理科的投入。修理科不仅在短时间内扩大了队伍规模，还增添了不少设备，并鼓励工人进行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其中，1948年6月，东影机械科开始制造用于幻灯片放映的幻灯机。1948年11月，东影修理科自制了第一批幻灯机。1949年5月，幻灯机产量达每月240台。 1949年下半年，东影鼓励全厂职工，在改进装备、节约生产原料、创新工具等方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通过持续化尝试制造新的设备、配件和更新改进现有设备等，不仅解决了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东影在特殊发展时期能够自力更生，维持了制片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初步构建完整的电影产业链 电影产业链涵盖上游制片、中游发行与下游院线三大核心环节。在制片领域，东影凭借“七片生产”策略及完善的制片管理制度，不仅丰富了电影种类与类型，还显著提升了电影产量。在短短两年内，东影成功制作了19部故事片和36部译制片，缔造了新中国电影制片史上的首个高产期。[13] 在发行环节，东影成立了专门的发行科，1948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影片经理公司。该公司不仅迅速与国内各大制片厂和片商建立了紧密的发行合作关系，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与苏联签订了影片发行合同，并与朝鲜达成了互助排片协议，从而在国内外迅速构建起广泛的发行网络。在党的领导下，“东影”在电影发行战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以后建立全国的发行放映管理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14] 至于院线方面，东影接管并改造了东北地区36座影院。通过整体翻新，影院环境得以美化，同时建立了科学的经营制度和有效的宣传制度，使得影院面貌焕然一新，大幅提高了上座率。[15] 在新中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时，东影率先建立了东北地区的电影发行网络，为1950年后建立全国统一电影发行与放映网络积累了工作经验。 二、曲折中前进的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7年） 1953年，中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的管理，以行政化机制为目标，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手段。[16]在计划经济时期，电影事业在曲折中前行。1954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电影创作有所改善。1956年文化部电影局贯彻“双百方针”，召开制片厂厂长会议，改进了电影艺术创作组织的形式和领导方式，改变了过分集中的模式，将权力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和发挥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不过文化部于1962年又陆续收回了对故事片厂的领导权。1958年“大跃进”之后，20世纪60年代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电影政策方面也做出进一步调整。随后中宣部提出了“文艺八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受到了电影工作者的欢迎，极大地促进了电影生产。但是很快，1966年开始，电影生产进入停滞阶段。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长影人坚持初心，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仍取得了诸多突破。 （一）长影发展模式的革新与探索（1953—1965年） 这一时期，长影的发展模式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管理模式的革新；二是电影人才培育模式的创建。 生产管理模式的革新，主要体现为长影厂高层领导苏云、袁小平的探索上。（1）苏云在长影的管理模式可以被视为艺术、技术与管理完美融合的一种典范。苏云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担任代理厂长的阶段，坚定不移地执行依靠专家治厂的策略，重视并善用人才，严格遵循艺术规律。领导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厂上下形成了令行禁止、高效有序的生产和创作氛围。[17]1963年至1964年间，长影共摄制完成了17部影片，其中包括《英雄儿女》《独立大队》《兵临城下》等战争题材佳作，以及反右派斗争后长影拍摄的第一部喜剧影片《满意不满意》，还有少数民族题材的优秀作品《冰山上的来客》。[18] （2）袁小平在长影管理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施电影改革方案。文化部电影局1956年提出“三自一中心”，即电影制片厂在生产电影的过程中要自由选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以一个导演为中心。据袁小平的回忆，这个方案是1956年他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跟随蔡楚生去欧洲考察后促成的改革方案，但遗憾的是，在讨论到第四次时，未能实施。[19]1958年，袁小平在电影管理方面继续进行改革，促使长影厂职工自愿成立六个创作小组，组员采取自由结合的方式，每组分设组长。创作组的建立减少了人员之间的摩擦，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一管理方案是较为适合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创作方式，并被誉为长影四大管理经验之一。同时，创作组成立后，长影创作了一批广受全国观众喜欢的经典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笑逐颜开》等。 二是构建电影教育新体系。1960年成立的长春电影学院开启了东北地区专业的电影教育模式。1960—1962年间短暂存在的长春电影学院，顺应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发展趋势。虽然从“出场”到“退场”时间不长，却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重要的电影史事件。长春电影学院的电影教学可以被看作是介于“学徒制”和学校教育之间“类学徒制”教育模式。长影厂为长春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实践可能，学生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正在拍摄、即将拍摄或拍摄结束的演员和艺术家，在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可以进行实践教学。这种在电影制片厂内的“一站式”教育实践是其他省份电影学院都无法比拟的。因此，长春电影学院名义上存在了两年时间，共培养了各类电影人才150余人，但不少同学取得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李育才和乔克吉，拍摄出了《特高科在行动》《瓜熟蒂落》《彩桥》《彭大将军》《军统特遣队》《天湖女侠》《天使命行动》等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第四代的“偏师”。[20]长春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范式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电影教育提供了借鉴，具有精神性样本价值和实践推广意义。 （二）十年动荡时期：压不住的创作欲望 “文革”时期长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除极少数影片外，长影“十七年”间拍摄的190多部故事片及翻译的447部外国影片，均未能展出。552名艺术、技术和管理干部，被迫流出。这一时期，成为长影历史上创作生产的空白期。[21] 1968年底，长影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70年重新组建了党委。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生产停滞之后，1971年长影根据上级要求严格按照“三突出”原则拍摄电影，创作的《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成为全国广泛放映的影片。1974年春节，长影为全国人民献上了一部崭新的故事片——《艳阳天》，该片由集体改编、林农执导。此外，长影还重新拍摄了《青松岭》和《战洪图》。从1973年开始生产故事片到1976年，短短四年间，长影共拍摄了故事片18部、戏曲艺术片9部，加上1971年至1972年间拍摄的两部“样板戏”，这十年间长影共拍摄影片29部。其中，《创业》和《车轮滚滚》等优秀作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为长影的复苏与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市场化转型：阵痛与破局（1978—2011年）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一直是被当作事业来发展；党的十四大以来，国有电影企业肩负着“国有”所承担的国家使命和“企业”所面对的市场压力，走上了改革发展的探索之路。[22]具体而言，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1993]5号）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自此，国营电影制片厂也开始改制，企业开始自负盈亏。 原有的体制，显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影连续6年亏损，累计亏损3000多万元。1996年至2003年，长影的故事片年产量均低于10部，低于此前的20部以上。 长影于1998年开始实施改革计划。 （一）体制与产权多元化改革 长影集团的前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通过改制，其由国有独资转变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一变革不仅保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品牌概念，而且整个体制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工厂性质转变为现代企业制度。下属车间转变为产权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法人实体。这一改革为长影集团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二）激励机制改革 过去存在的“吃大锅饭”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通过引入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改革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产业结构改革 长影集团在面对单一制片业带来的生存压力时，果断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深入分析企业的优势和劣势，长影集团确立了以电影制片为龙头，向电视、旅游、发行放映业拓展和延伸的发展战略。其中，长影电影频道于 （四）人员结构与社会保障改革 在人员结构方面，长影集团通过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全员参与社保、内部退养等措施，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同时，对艺术创作人员进行分类管理，重新定岗定员，实行竞争上岗制度。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优化了人员结构，还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在社会保障方面，长影集团积极为员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员工的福利待遇，还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制片机制改革 在制片方面，长影集团引入了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通过实行盈利奖励和亏损惩罚制度，制片人的成本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制片人在研究剧本和创意时更加注重市场需求和观众喜好，使得长影集团的作品更加贴近市场、贴近观众。 （六）发展战略与产业布局 长影集团参照世界最先进的电影模式，确立了“立足主体产业，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战略。通过建设“一厂三区”（老厂区、新区和景区），长影集团不仅提升了电影创作水平，还拉动了旅游、电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再反哺电影创作，形成了良性循环。 经过改革，长影的产能逐渐得到恢复。从2004年开始，故事片年产量恢复到10部以上，到2010年达到40部。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盈利能力逐渐恢复。从《吉林统计年鉴》看，2004年，吉林省的资产总计1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集团名单、利润总额1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集团名单（2004）等，均无长影集团的踪迹。2005年，长影名列吉林省“资产总计1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集团名单”，排名第31名。到了2007年，长影名列吉林省“利润在1000万元以上企业名单”，排名第31名。到了2011年，长影集团实现了改革以来第一次达到税后6500万元的利润，这个成绩不仅创造了长影的历史，更加为东北电影、吉林电影的发展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支持。[23] 四、新时期的创新与发展（2012—2024年） 2012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时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发展电影产业和繁荣电影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是国有电影企业意识形态的社会责任。[24] 长影坚持“作品立影、产业助影、人才兴影、技术强影、开放办影、党建管影”的“六大办影理念”，通过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催生文艺创作新质生产力，推动长影集团为建设电影强国做出更大贡献。[25] （一）“主业+产业”双轮驱动 近年来，长影坚持主业创作与产业发展并重的发展策略。在主业创作上，长影致力于构建多元化格局，推出多题材、多类型的优秀作品，如《索道医生》《守边人》《黄大年》等，屡获“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等重要奖项，形成了品牌化的创作趋势。长影坚守“人民电影”传统，聚焦新时代模范先锋、乡村振兴、社会风貌等题材，同时注重主旋律与商业性的平衡，通过作品传递真善美及正确的历史、民族、国家、文化观。联合出品的《狙击手》《志愿军》系列及《我本是高山》等影视作品，均以感人镜头和真实情感描绘了时代变迁中的鲜活形象。同时，长影积极融入新媒体环境，联合出品网络热剧，挖掘经典影片故事，推出《你好长影》系列短视频，弘扬电影文化。 在产业发展方面，长影注重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电影文化特点和品牌特征的项目，如“影视+”研学、文创等周边产业，为主业创作提供保障。长影乐团巡演、进口片译制、长影旧址博物馆免费开放等措施，提升了长影品牌的影响力。此外，长影实施了地下博物馆建设、电影档案史料馆布展等重点项目，并与中影集团等八家国有电影企业签订“协作计划”，整合资源。 （二）在科技融合方面，坚持“技术强影” 长影集团积极采纳新技术，从局部尝试迈向全面融合，并与整体工作紧密规划、协同部署，加速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长影老胶片的数字化修复工程。通过引进先进的胶片扫描设备及AI数字影像修复系统，长影对珍贵老胶片进行了高质量的数字化转换与4K修复，其中修复版电影《上甘岭》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长影70余年历程中创作的550部影片及140部译制片均已完成数字化格式转换，得以永久保存并广泛传播。 二是长影档案及多媒体资料的全面数字化。艺术类档案的部分数字化工作已取得进展，而宣传报道类影音资料、图文档案、活动影像及交流发言等均已全面实现数字化存储与在线发布，极大地提升了资料的检索效率与利用价值。 三是电影数字技术中心的成立与运营。该中心在技术革新、人才培养、项目攻关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长影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在高新技术应用方面，长影持续举办影视高新技术、特效制作、剪辑技巧及影视作品网络传播等专业培训，不断拓宽学习范畴，提升团队运用先进设备提升拍摄效果的能力。在技能传承上，采用“传、帮、带”的传统方式，让更多青年才俊参与到影片后期制作中，加速人才梯队建设。同时，长影加强与行业顶尖制作团队的合作，引进先进制作技术，显著提升影片的科技含量与视觉效果，增强观众的沉浸感与情感共鸣，确保影片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同时，能赢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三）在人才集聚方面，坚持“人才兴影” 为推动长影集团的高质量发展，人才队伍建设被视为核心要素。近年来，长影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为集团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影视人才支撑。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通过参与影视项目，与国内众多顶尖编剧、导演、制片人及演员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例如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高希希、李路、郭帆等知名导演携手；与吴京、黄晓明、朱亚文、任达华、侯天来、潘斌龙、姜武、小沈阳、牛骏峰、魏翔、叶祖新等优秀演员合作；与袁媛、刘毅、柳桦、于小千、查慕春、祖若蒙等杰出编剧共创佳作；与明振江、舒楠等制片人及音乐人展开深度合作。 二是深化集团内部人才培养机制，持续举办电影人才培训班，邀请行业大师前来授课，培养集团内部的创作、技术及发行营销等多元化人才。通过举办艺术沙龙、技能交流会、创作研讨会等活动，全面提升集团员工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还选派业务骨干深入项目与剧组进行实战锻炼。 三是与省内多所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共同培育青年影视人才，为集团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资源。例如，与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文旅与电影产业学院，开设了表演、动画等专业课程，实现了影视产业与教育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吉林艺术学院开展了战略合作，围绕影视专业人才培养、影视文化艺术研究、影视领域社会化服务以及影视艺术创作等四大领域展开广泛合作。 （四）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党建管影” 长影集团强化党委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发展。坚持“党建管影”，紧密围绕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全面履行党组织功能，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提升企业效能。党委领导以身作则，贯彻上级精神，解决员工关切，实施多项民生工程，增强治企能力，密切党群关系。创新推出光影党课，获中宣部认可，连续获建功立业奖。在新时代背景下，长影以光影艺术惠民，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将党的思想路线贯穿影视创作全过程，聚焦主旋律，创作优秀作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26] （五）在品牌建设方面，坚持“开放办影” 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不断加强与国际国内优秀影视企业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内外电影节展、举办影视论坛等活动，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致力于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凭借创新创作机制和运作模式，吸引优秀的影视创作者和产业经营人才。通过加强与业内优势创作和文旅资源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同时充分挖掘长影特色文化内涵，讲好长影故事，不断提升长影影视作品和文创产品在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举措不仅为长影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也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 长影发挥优势构建品牌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与中新宽维开展了“文化出海”海外影视平台代运营合作，利用数字化手段推进长影影片的海外传播；另一方面，广泛参与国内各大电影节展，加强与业内同仁的交流与合作。还持续亮相深圳文博会、中国一东北亚博览会等展会，进一步拓展联合创作、市场开发等交流合作渠道，以开放的姿态，推动长影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27] 结语 长影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有辉煌，也有困局；有风雨，更有彩虹。从这八十年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积极参考价值的结论，此处仅列三点： 一是坚守艺术初心，厚植人民沃土。八十年来，长影始终将艺术生命深植于人民土壤。集团的核心追求，在于聚焦百姓生活，以电影艺术为载体，真实再现时代发展与大众精神风貌。通过组织艺术家沉入生活一线，从鲜活的现实体验中捕捉创作素材与精神滋养，长影铸就了众多承载时代记忆的银幕丰碑。无论是《五朵金花》《刘三姐》中多彩的民族画卷，《冰山上的来客》《保密局的枪声》里惊心动魄的较量，还是《祖国的花朵》《红孩子》内纯真的童心世界，这些跨越题材的经典之作，深刻印证了长影“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创作立场，为中国电影留下了丰厚的精神与艺术遗产。 二是实事求是，适时变革。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影视企业的发展必须与当时的外部环境相适应，因而发展模式是需要不断变化的。长影创建初期探索出来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与当时的发展环境是相适应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长影根据形势的变化，努力深化改革，探索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未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或将探讨出新的模式。 三是抓住核心，多元发展。自电影诞生的100多年以来，电影产业的发展模式不断发生变革，单纯以电影票房为营收模式必然难以抵挡市场风险。完善的大电影产业链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影片生产、制作、发行、放映等环节，还涉及电视、网络等媒介授权转播，音像制品开发，相关游戏开发，系列玩具的生产售卖以及主题公园的建设等多个领域。在世界电影产业发达的美国，其产业经营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二八结构”，即电影的票房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0%，而从其他市场得来的收入却占80%。[28]长影把握住了电影产业变革的规律，坚持“作品立影”，以影视作品撬动全产业链发展，并推进纵向一体化（制、发、放、后产品等）与横向一体化（“影视+”），实现了主业创作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长影集团着力构建以人民需求为核心的创作驱动体系。通过常态化组织艺术家深入基层、扎根生活，从社会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激发原创活力。集团同时注重发挥专业协同效应：一方面，充分激发主创团队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依托艺术创作委员会、剧本编审委员会等专业“智库”进行深度研讨与把关，系统性提升作品的思想厚度与艺术表现力。这一机制催生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烙印的艺术经典。从《五朵金花》《刘三姐》的浓郁民族特色，到《冰山上的来客》《保密局的枪声》的紧张悬疑叙事，再到《祖国的花朵》《红孩子》的纯真童趣，多部展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影片，生动呈现了人民生活的真实画卷，深刻体现了“源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创作宗旨，持续为中国电影艺术殿堂增添瑰宝。 参考文献： [1]王晓蕾.人民电影事业的奠基——东北电影制片厂早期建设研究（1945-1950）[D].长春：吉林大学，2023. [2]陈犀禾，陆佳佳.新中国电影范式的历史转折点——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工业和美学[J].电影艺术，2019（05）：117-124. [3]毕鹤丹.长春电影制片厂研究（1949-1966）[D].保定：河北大学，2010. [4]同[3]. [5]竹潜民，沈瑞龙主编；宁波市海曙区文化局，宁波工程学院地方文化研究所编.人民电影的奠基者——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纪念文集[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190-191. [6]同[3]. [7]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0. [8]同[3]. [9]知秋，孙立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J].百年潮，2019（05）：96. [10]田家山.长影：新中国电影工业的摇篮[J].新长征，2019（07）：12-17. [11]庄严，鲍盛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3：314. [12]同[11]，2023：384. [13]同[1]. [14]邵功游.袁牧之与人民电影事业[J].当代电影，1999（05）：42-45. [15]同[13]. [16]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38. [17]曹积三.红都影帅[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191. [18]华克.苏云：长影辉煌期的杰出引领者——纪念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暨长影厂长苏云逝世五周年[J].电影文学，2010（13）：145-150. [19]张锦，袁方.袁小平访谈录[J].当代电影，2009（04）：96-100.亦可参阅：袁小平.关于改革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我见[J].电影艺术，1980（12）：1-3. [20]符晓.长春电影学院与早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教育研究（1960—1962）[J].当代电影，2022（05）：76-82. [21]苏云.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Z]//中国电影年鉴（1981）.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90-103. [22]尹鸿，洪宜.改革进行时：国有电影企业的现状与走向[J].电影艺术，2019（04）：94-100. [23]冯敏.新时期以来的吉林电影研究（1977-2021）[D].长春：吉林艺术学院，2023. [24]古建辉.产业化下国有电影企业双置换的现实意义[J].中国电影市场，2019（06）：45-46，50. [25]庄严.坚守“人民电影”艺术初心，不断创作新作品，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N].中国电影报， [26]庄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为文化强省、电影强国建设贡献长影力量[J].新长征，2024（03）：36-38. [27]王亮.国有电影企业使命与担当：长影集团的实践探索[J].电影文学，2024（20）：5-9. [28]孔朝蓬.大电影产业链的完善之路——长影集团影视资源衍生价值开发与影视文化拓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3（04）：159-166. 作者简介：刘正山（1974— ），男，陕西镇安人，博士，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负责人、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政策与电影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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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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