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高管贫困经历、个人道德与企业税收激进度
|
|
沈阳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邱菊；沈阳大学商学院 赵珮琦
|
|
发布时间:2025-04-27
|
|
摘要：文章以2009—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贫困经历抑制了企业税收激进度，个人道德在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采用替代变量、调整样本进行检验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抑制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融资约束程度高以及高管受教育程度高的公司更加显著。研究丰富了高管贫困经历的经济后果、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政府强化纳税监管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管贫困经历，个人道德，企业税收激进度，融资约束，高管受教育程度 一、引言 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2.2万亿元，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应，为助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制度安排和政策执行之间容易出现偏差，这为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提供了制度背景的“温床”。此外，近年来经济不确定性造成的严重冲击凸显了现金流的重要性，很多企业采取避税行为降低债务融资需求，控制现金流出，规避破产清算风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累计检查涉嫌虚开骗税企业17.4万户。由此可见，企业普遍存在着降低税负的强烈动机，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具体动机值得深入研究。 企业高管作为决策层的核心力量，其个人特征对企业成长与扩张等战略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近年来，关于高管个人特征的研究集中在表层特征、深层特征和个人经历这三大方面。第一，表层特征。表层特征是指那些易于量化与辨识的人口背景特征，如年龄、性别以及学历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中女性担任高管职位在降低企业违规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且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深层特征。对于管理者深层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价值观、认知水平等难以量化的心理层面特征。研究表明，高管环保认知显著正向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但是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仅在较高研发投入的情形下有显著正向作用[1]。第三，个人经历。在个人经历方面，高管的职业、学术及海外背景等均为其后天积累的重要经验，这些经历深刻塑造了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风险认知的水平。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仅有单一海外背景的高管，兼具海外学习背景和工作经历的高管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源于高管的贫困经历而形成的意识是否能够影响其所在企业税收激进度的程度，以及高管的个人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是否影响其贫困经历形成的价值观，改变对于税收激进度的看法。此外，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域差异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对高管贫困经历与税收激进度两者关系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深入分析企业经营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探讨高管过往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基于高管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从高管贫困经历的视角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新的解释，并检验高管个人道德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探讨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影响的异质性。此结论为上市公司股东在选拔高管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也为外部投资者在评估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方面开辟了新的思路，拓展了管理学与社会学学科结合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 心理学研究指出，童年时期经历对于个体心理成长和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巨大。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养育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的熏陶下，个体将逐渐形成独特的认知模式和偏好（Leslie，2009）。这种差异进一步对其风险承受态度和价值选择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烙印理论指出，在环境敏感期内，个体经历的特定环境会形成相应的“烙印”，即使环境后来发生改变，这种“烙印”也会在个体潜意识中长期存在，对其行为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基于禀赋效应，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在决策时更倾向于保护现有的权力、地位和财务资源。他们厌恶“不确定性”，因此资金安全等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更愿意采取“未雨绸缪”的策略，以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泥潭，防止“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情况发生。如Ulrike和Nagel（2011）[2]发现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CEO更倾向于规避债务融资。相反，如果CEO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自然灾害并未带来严重后果，他们可能会展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其公司资产负债率更高、过度投资更高、现金持有量更少。马永强和邱煜（2019）[3]研究发现，经历过贫困环境的高管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过度警觉，更容易夸大不利事件的可能影响，并采取规避风险的决策策略。 综上，当高管经历过大萧条、有过大饥荒或贫困经历，其通常能够更切实地体会到物资缺乏的窘迫，更知道“千金可贵”的道理。所以日后高管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会更偏向“保守型”，避免做出高风险的决策。基于此，提出假设： H1：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贫困经历降低了企业税收激进度。 另一方面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资源禀赋和治理机制差异。以往文献研究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的实际税率存在差异，表明产权性质确实影响了企业避税行为[4]。国有企业由于企业经营业绩不与高管薪酬直接挂钩，且规避的税收同样属于国家所有，同时高管主要承担的是政治使命，因此其进行税收激进度的动机非常低。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更依赖于组织经营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决策者的个人特质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和效果。因此，任何一次决策失误都可能对非国有企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导致破产，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未来发展。因此，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更有可能为了增加个人收益而进行税收规避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管的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抑制作用可能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假设： H2：其他条件不变时，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 高管早期受教育经历是其人生发展的关键且敏感阶段，对个体构建严谨的学术思维具有关键作用。从高管的教育背景来看，已有研究指出具备学术背景的高管在行为决策上展现出更为稳健、自律的特点，并表现出较高的社会道德感。这类高管对企业运营更加负责，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利益与发展。这使他们在财务决策上更加谨慎和合规，从而降低公司的税收规避行为。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税收规避行为不仅有损社会公众福利，还可能受到媒体或政治压力、声誉损失、市场抵制等影响，进而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5]。因此，随着企业高管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团队将更加注重长远利益，越有可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少税收规避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其他条件不变时，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的税收激进度的抑制作用在受教育程度高的高管样本组更显著。 （二）高管贫困经历、个人道德与企业税收激进度 “源于苦难的利他”表达了苦难对于亲社会行为发展的促进作用。所谓亲社会行为，即符合社会期望但无法给行为者本身带来明显利益的自愿性行为。Malmendier等（2011）[6]认为贫困经历显著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同情心，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更容易情感共鸣，能够更好地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因此，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此外，许年行和李哲（2016）[7]指出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在慈善捐赠方面的投入更大。由此，高管的贫困经历可能对其道德和情感认知产生影响，从而塑造了他们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与理解，提升了其个人道德水准。 另外，以前的研究表明，具有高道德的人表现为更尊重并且接受传统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比如谦虚、真诚、循规蹈矩、自我控制等。因此，道德水平较高的高管可能更注重其社会声誉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短期的财务利益。基于此，提出假设： H4：其他条件不变时，高管贫困经历提升了其自身道德水平，从而降低了企业税收激进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在2008年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基准所得税税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选择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此外，高管出生地信息不属于必须披露事项且难以获取，在CSMAR数据库现有的信息基础上，借助百度搜索、上市公司官网、公司年报数据、新浪财经、凤凰财经、同花顺财经等互联网网站自行整理。对于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程序：第一，剔除ST和*ST公司。第二，剔除金融类公司，因为这类公司的财务制度具有特殊性。第三，剔除所得税或利润总额为负数的公司。第四，剔除实际税率小于0和大于1的样本。第五，剔除存在变量缺失的样本点。第六，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分位数缩尾处理。经过上述步骤处理后，筛选出14804个有效样本观测值，后续的实证检验采用STATA 17.0进行分析。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税收激进度，一方面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4）[8]的做法，采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账面-税收差异（DD_BTD）作为衡量方式，该指标数值越低说明税收激进度越低。具体计算方法借鉴Mihir和Dharmapala（2006）[9]：DD_BTDi，t=μi+εi，t，其中μi为公司i在样本期内残差的平均值，εi，t为t年度残差与公司平均残差μi的偏离度。另一方面，借鉴马新啸等（2021）[10]的方法，用“名义税率-实际税率”（ETR_diff）来衡量，该指标旨在准确反映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税负，数值越低意味着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越低。 2.解释变量。高管贫困经历借鉴许年行和李哲（2016）[7]的方法，如果其出生地为国家级贫困县，则其具有贫困经历。国家级贫困县的划定依据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2012年发布的全国592个贫困县名单。具体方法为若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CEO至少有一人的出生地在贫困县名单内，则认为该上市公司高管有过贫困经历，解释变量BornPoor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借鉴刘丹鹤（2023）[11]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账面市值比（Bm）、股权集中度（Top1）、两值合一（Dual）、管理层持股比例（Per）、董事会规模（Board）、高管人数（Num）以及地区宏观经济变量等。此外，控制行业与年份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测度参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TAXVARi，t表示公司i在t期的税收激进度程度，核心解释变量POV表示公司i在t期高管贫困经历情况，CONTROLS为控制变量，并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模型的残差值。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数据显示，DD_BTD的平均值为-0.003，表明大多数样本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略超过会计利润。ETR_diff的均值为-0.019，最小值为-0.572，最大值为0.219，这表明大部分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都低于名义税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避税行为的普遍性。此外BornPoor的均值为0.097，说明在样本企业中，有9.7%的高管具有贫困经历。对于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大致与已有文献结果保持一致。 （二）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高管贫困经历（BornPoor）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这一系数仍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H1，即高管的贫困经历可能会抑制公司的税收激进度，从而影响其税务策略。 （三）稳健性检验 1.重新定义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4）[8]的方法，采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账面-税收差异”（BTD）来衡量企业税收激进度，具体计算方法为，BTD=（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对于解释变量，借鉴许年行和李哲（2016）[7]的研究，若高管出生于1947—1961年间，则认为其经历了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有过贫困经历，并将高管贫困经历（Famine）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4列（1）、列（2）和列（3）所示，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后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论依然稳健。 2.内生性问题。对于是否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公司的禀赋差异问题，参考钱先航等（2023）[12]的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选择基准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可观测变量，对BornPoor进行Logit回归，获得倾向得分。然后，根据该得分进行1：3近邻匹配对样本进行配对，规则设定为有放回且允许并列。最后，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4列（4）和列（5）结果显示，高管贫困经历（BornPoor）对税收激进度的系数分别为-0.032和-0.039，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考虑公司禀赋差异之后，结论依然成立。 3.删除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常具有更成熟的市场环境、更严格的法律法规执行以及更完善的财务监管体系，这些因素可能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抑制作用。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可能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在避税行为上有不同的趋势。考虑到上述因素，参考陈必果等（2023）[13]的研究，尝试将“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样本剔除后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列（6）和列（7）所示，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激进度的系数分别为-0.031和-0.04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本文结论。 （四）进一步检验 1.不同产权性质。表5列（1）-列（4）报告了基于企业产权属性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为-0.001和-0.002，并不显著；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回归系数在非国有企业分别为-0.034和-0.046，在1%水平显著。表明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对非国有企业税收激进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不显著，假设H2成立。 2.高管受教育程度不同。对于界定高管的学历，借鉴卢馨等（2017）[14]的研究，对高管学历进行赋值。具体做法为，中专及中专以下赋值为1，大专赋值为2，本科赋值为3，硕士研究生赋值为4，博士研究生赋值为5，其值越大代表学历水平越高。表5列（5）-列（9）报告了基于高管学历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当高管的学历为中专及以下时，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当高管的学历为本科及以上时，高管的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且随着高管受教育程度的增高，抑制系数也逐渐增高。这一结果表明高管贫困经历对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抑制效果在受教育程度高的组别中更为显著，假设H3成立。 3.其他检验。关于地域位置的影响。将企业按照地域位置的不同分为东、中、西部地区，结果如表6列（1）-列（3），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为-0.005，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而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系数为-0.020和-0.034，在1%水平显著，这一结果表明高管贫困经历对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抑制效果在东部地区中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可能由于过高的税负，避税的动机更强烈，所以高管的贫困经历对其影响不大。 关于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融资约束程度的定义参考了Charles和Pierce（2010）[15]的计算公式，SA=|-0.737*Size+0.043*Size2-0.04*Age|，SA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其中Size为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Age为上市年限加一并取自然对数。结果如表6列（4）-列（7）所示，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BornPoo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这一发现说明，在面临较大融资压力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决策更多地受到资金需求的驱动，而高管个人背景和经历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境下，即便高管拥有贫困经历，也可能无法显著影响企业采取更加审慎的税务策略。 五、机制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显示高管贫困经历抑制了企业的税收激进度。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高管贫困经历可能增加他们对遭遇类似困境的人的同情心，促使他们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提升个人道德水平。而高管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可能导致管理层行为更加一致，避免为个人私利损害大众利益，从而减少企业信息舞弊的发生。从这一角度来说，高管的个人道德水平可能对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产生影响。因此，为验证高管贫困经历是否通过个人道德对企业税收激进度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在之前的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模型（2）和（3）来检验个人道德的中介作用。 高管个人道德水平的定义方面，有研究指出企业的捐赠行为可以视为企业家个人及其价值观、道德观的外在表现。企业的决策者可能会因其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组织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增加企业的捐赠水平。基于此，用企业全年的捐赠总额作为衡量高管个人道德水平的指标。这一指标数值越高，则代表其个人道德水平越高。由于这些数据呈现偏态分布，因此对所有非零捐赠额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 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从第（2）列可以看出，高管贫困经历（BornPoor）与个人道德（Moral）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31，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表7的第（3）列可以看出，个人道德（Moral）与企业税收规避（DD_BTD）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3，在1%的显著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随后，通过Bootstrap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个人道德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异于0。以上结果表明，高管个人道德在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可以得出高管贫困经历通过提升高管个人道德水平来降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结论，假设H4成立。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过变量替代法、倾向得分匹配和删除四大一线城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管受教育程度较高、位于东部地区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中，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高管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标准来降低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 本文的研究成果在拓宽现有理论研究范畴的同时，也为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提供了参考。对于个体层面来说，管理者应当重视对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决策导向的影响。他们需要更合理有效地管理过去留下的思维印记，提升转换和实施能力。对于企业层面来说，高管的谨慎心态可以有效遏制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提升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投资者可以通过深入分析高管的成长经历和履历信息，更准确地理解高管背后的心理动因，从而提升投资决策的质量。对于政府层面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税务部门应持续改善税收营商环境，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落实减税降负政策，以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袁显平，李盼.高管环保认知、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J].财会月刊，2023，44（18）：20-27. [2]Ulrike Malmendier，Nagel Stefan.Depression babies：Do macroeconomic experiences affect risk taking？[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126（1）：373-416. [3]马永强，邱煜.CEO贫困出身、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97-114. [4]谢香兵.实际控制人性质、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司税收规避[J].经济经纬，2015，32（6）：102-107. [5]张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税收规避[J].会计之友，2017（22）：98-104. [6]Ulrike Malmendier，Tate Geoffrey，Yan Jon.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1，66（5）：1687-1733. [7]许年行，李哲.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J].经济研究，2016，51（12）：133-146. [8]叶康涛，刘行.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J].金融研究，2014，（9）：158-176. [9]Mihir-A Desai，Dharmapala Dhammika.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1）：145-179. [10]马新啸，汤泰劼，郑国坚.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纳税贡献——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1，37（6）：128-141. [11]刘丹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审计师经验与审计质量研究[J].生产力研究，2023（2）：131-137. [12]钱先航，刘芸，王营.高管媒体从业经历与股价大跌风险——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23（3）：150-168. [13]陈必果，夏蜀，刘志强，等.地方政府债务、税负效应与企业投资[J].财经科学，2023（5）：138-148. [14]卢馨，张乐乐，李慧敏，等.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32（2）：66-77. [15]Charles-J Hadlock，Pierce Joshua-R.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23（5）：1909-1940. 作者简介：邱菊，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赵珮琦，女，山西太原人，沈阳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会计。赵珮琦为通讯作者。 |
|
《生产力研究》2025年第2期
|
| 相 关 文 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