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应对策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冯文猛

发布时间:2024-06-19

摘 要：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养老领域正迎来数字化的显著变革，养老数字化和数字化养老这两类趋势性变化特征日益凸显。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少子化现象的凸显，使得养老领域对技术进步的依赖愈发显著。过去十几年间，我国智慧养老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不仅推动了新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广泛应用，还进一步拓展至养老及更多民生领域，为民众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智慧养老实践已取得显著成效，产品体系日益丰富，服务应用场景不断扩展，甚至在部分地区形成了基于社区的智慧养老生态。然而，与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智慧养老仍面临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成本与使用门槛较高、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明显、“数字鸿沟”、数据滥用与隐私泄露等问题。在当前阶段，要实现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多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智慧养老，智慧化，养老服务，新技术，人口老龄化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入智能化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如同涌动的洪流，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养老服务领域，应运而生的智慧养老给传统的养老模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不仅为解决我国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也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信息化、智能化的养老模式可为老年人提供跨时空生命监测、远程健康管理与评估、生活指导、精神慰藉服务，以及慢病管理、安全监护、紧急救助等帮助，让老年人充分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舒适的晚年生活[1]。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推动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其中，智慧养老作为养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例如：2023年12月，国家数据局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国数政策〔2023〕11号），强调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通过数据的整合和应用，推动养老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为智慧养老提供了前瞻视野[2]；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国办发〔2024〕1号），强调发展银发经济，推动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通过城市智慧适老化改造等措施，为老年人创造更加友好、便捷的生活环境，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3]。一系列政策鼓励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引领的养老服务体系，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这一政策背景为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有力的支持。

然而，智慧养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高，智能化服务的覆盖率和普及率仍需加强；另一方面，如何保障老年人的信息安全、保护老年人的隐私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因此，推动智慧养老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智慧养老的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通过梳理国内智慧养老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当前中国的养老政策环境，分析智慧养老面临的发展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智慧养老的理论体系，也为实践中的智慧养老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智慧养老发展源于现实的巨大需求

近些年，智慧养老已成为政策制定和产业实践中常见的术语，但迄今为止对智慧养老概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版本。在现有的各类资料中，与智慧养老概念界定最为相关的是迄今发布的两版《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它们详细阐述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目标和特性[4-5]。基于这两次行动计划中的相关表述①，智慧养老的定义可理解为：以智能产品和信息系统平台为载体，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养老资源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满足居民各类养老需求的各种做法和相关活动。

智慧养老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源于巨大的社会需求，同时也得益于物质基础的不断夯实。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攀升[6]是智慧养老发展的需求基础；智能终端产品在我国的迅速普及，为万物互联构建了稳固的基石，也为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不属于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的国家【2】，但老龄化的速度是迄今为止的国家中最快的【3】。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97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21.1%【4】。从人口规模来看，我国已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兼具规模大和速度快的两大突出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先后出现了3次生育高峰（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后期）。随着第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5】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老年阶段，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迎来更为迅速的发展。依据目前人口状况推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预计达到4.9亿左右，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达到40%左右[7]，预计实现近两倍的增长。

随着老年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老年人群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持续增长。这一趋势意味着老年人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将出现双增长，反映出我国老年人群体正迈向更为长寿的时代。预测显示，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将从2019年的3137万人逐步上升到2035年的6905万人，到2050年预计为1亿2600万人，在60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2.6%增至25.3%[7]。

通常情况下，老年人身体机能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弱，失能、半失能状况也将相应增多。高龄老人的数量增加，无疑会带来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从目前的4000多万增至2050年的1亿以上【6】。

近些年，我国生育率不断走低，2022年和2023年的出生人口跌破千万，分别达到956万人和902万人。在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城镇化持续发展、社会化服务日渐丰富、意识观念更加多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预期将大概率延续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出生人口的减少，将使未来劳动力供给总量受到限制，人手不足问题在未来一些领域将相继显现。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受限，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需要照料，这一降一升的变化使单纯依靠人力为老年人提供照料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方式解决未来的养老需求问题成为必然。依托技术进步提供的支撑和寻找人工之外的照料方式正变得日益重要。

在人类发展史中，每个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都直接得益于技术革命的发生，科学技术的创新一直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8]。从工业革命开始，迄今为止的三次技术革命为人类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10多年间，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正在开启第四次技术革命。近年来，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技术正在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快速的推广与应用。

相比于世界多数国家，中国智能终端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更为迅速。到202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到2023年6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规模达21.23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55.4%；到2023年12月，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337.7万个，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23.32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57.5%【7】。2023年1—12月，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2.76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5.6%【8】。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使得万物互联基础不断夯实，包括养老在内的智慧技术应用场景也在实践中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在寻求人工替代需求不断增长和智慧技术应用日渐普及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智慧养老在近10年间逐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二、推动智慧养老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从既有的政策体系框架来看，智慧养老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将智慧手段作为新要素逐步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二是在扩大智慧技术应用范围的同时，将应用场景逐步拓展至养老服务领域。虽然两条路径的推动主体不尽相同【9】，但最终都能使智慧养老服务实现更好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实际需求的释放和技术进步的支持，我国部分地区逐渐涌现出基于互联网和电话呼叫的为老服务平台，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9]，在建设任务中明确提出“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现代技术手段，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规范行业管理，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布[10]，开启了中国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意见》中主要任务的第二项为“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支持建立以企业和机构为主体、社区为纽带、满足老年人各种服务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并明确提出“发展居家网络信息服务”的任务，具体包括“地方政府要支持企业和机构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老年电子商务，建设居家服务网络平台，提供紧急呼叫、家政预约、健康咨询、物品代购、服务缴费等适合老年人的服务项目”。这意味着，在布局推动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规划中，我国政府已充分注意到积极发掘新技术的重要性。

2014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11]，在“实施信息惠民工程的重点任务”部分明确提出“养老服务信息惠民行动计划”，强调“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护理机构等网络互联、信息共享的服务机制，重点推进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化建设，推广远程健康监测，拓展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的惠及面，推进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一体化发展。先期在200个养老服务机构开展试点，大幅提升养老信息服务水平”，以满足养老服务需求、释放养老消费潜力、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并在“社区服务信息惠民行动计划”部分提出“先期在450个社区开展试点，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的阶段性目标。

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12]，将“‘互联网＋’益民服务”列为重点行动的第6项，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并将“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作为具体任务，强调“依托现有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以社区为基础，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以及“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便携式体检、紧急呼叫监控等设备，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2017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4]，开启了将智慧、健康、养老三者合为一体推动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同年7月，三部委又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智慧养老进入示范发展阶段。

2021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确定第二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的通知》[13]，旨在进一步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智慧化水平，并确定了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国投健康养老照料中心（医务室）等346家医养结合机构作为第二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

在专项规划不断推进的同时，智慧养老也被逐渐被纳入国家整体规划中。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14]，其中第五篇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首次将数字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五年规划中单篇论述，并在第五篇第十六章“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中明确提出“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这些部署对我国智慧养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力推动了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和养老产业的创新发展。

此外，在不断完善政策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基于实践进展逐步完善相应产品和服务的推广目录。2023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通告，公布了《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版）》[15]，列出了54家产品类企业和25家服务类企业。推广目录的公布，无疑是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不仅象征着行业对优秀产品和服务的认可，更预示着产业的蓬勃发展、服务质量的显著提升，以及市场需求的深入满足。同时，它也指明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经过几年的努力，智慧养老已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3]，从4个方面为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出台了26条具体措施。其中，第15条为“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提出要完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并鼓励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展老年用品和服务展示体验活动，“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场景集成应用，发展健康管理类、养老监护类、心理慰藉类智能产品，推广应用智能护理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智能防走失终端等智能设备”。

通过上述政策变迁不难发现，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智慧技术在养老服务中应用的不断丰富，围绕智慧养老的相关政策也在逐步完善。在积极推动新技术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同时，努力消除新技术应用给老年人带来的“困扰”也成为政策完善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16]，针对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领域面临“数字鸿沟”挑战等问题建立长效机制，旨在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下对老年人服务保障、交通出行、就医、消费、文体活动、办事服务、使用智能化产品与服务7个方面提出20项重点任务和五大保障措施。

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发布《关于深入开展2022年“智慧助老”行动的通知》[17]，在2021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智慧助老”公益行动，将行动范围扩大至石家庄等14个城市，通过招募老年骨干志愿者、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方式开展培训活动。

全国老龄办指导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单位在全国开展“蓝马甲公益行动”，通过线下开展2000场“智慧助老”课堂和20000场（次）志愿驻点服务，并结合线上开通以智能手机运用和反诈为主要内容的宣讲课堂等多种形式，帮助老年人提高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提升老年人反诈防骗意识。这些活动的核心内容是针对老年人在生活消费、出行、就医、办事等场景中遇到的智能技术运用难题，重点围绕运用智能手机查询等困难，通过组织开展面对面讲座等多种方式，帮助老年人提升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推动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三、智慧养老实践取得明显进展

（一）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在政策推动和市场主体的积极努力下，智慧养老产品不断丰富，当前产品覆盖面包含老年人基本的衣食住行、医康养护、文娱休闲以及老有所为等多个方面。一些产品还在不断迭代升级，为老年人养老、享老提供了多方面支持。

基于实践发展，相关部门不断对智慧养老产品做出梳理。2017年，三部委联合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4]，确定的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产品包括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在之后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5]，又提出面向产品开发推动5类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供给工程：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养老监护类智能产品、中医数字化智能产品、家庭服务机器人，进一步丰富了智慧健康养老产品种类，提升了健康养老产品的智慧化水平。

2023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公布《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版）》[15]，其中确定的产品类内容涵盖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含可穿戴健康检测设备、健康监测设备、家庭医生随访工具包等）、老年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养老监护类智能产品（含智能监测设备、智能看护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适老化改造智能产品、场景化解决方案（含家庭养老床位、智慧助老餐厅、智慧养老院、智慧化康复中心等）。

在积极开发新产品的同时，我国也对既有产品不断进行适老化改造，以消除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截至2023年12月，已有2577家老年人、残疾人常用网站和APP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超过1.4亿台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10】。

（二）应用场景持续扩展

在应用场景方面，老年人个体、居家、社区、区域、城市乃至跨区域的应用场景日益增多。这些应用覆盖了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居家安全、远程健康监测、综合健康管理和跨区域文娱休闲等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

2017年，《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确定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内容包括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咨询、生活照护、养老机构信息化服务等[4]。《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则在两大方面对服务应用进行了积极的推动[5]：一是推动5类智慧健康创新应用工程：远程医疗、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护理服务、互联网＋健康咨询、互联网＋健康科普；二是推进智慧养老服务推广工程，具体包括3类智慧养老场景（家庭养老床位、智慧助老餐厅、智慧养老院）和3类创新智慧养老服务（互联网＋养老服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老年人能力评估）。

2023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版）》[15]指出，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内容涵盖智慧健康服务（含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咨询/科普、）、智慧养老服务（含互联网＋居家养老生活照料、老年人能力评估、线上老年教育/购物等）。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有力推动，智慧养老服务应用场景还将持续扩展，服务内容将不断丰富，展现出智慧养老服务的广阔前景。

（三）逐步形成以社区为单位的智慧养老生态

随着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日臻完善，有较多学者针对各地智慧养老模式的创新实践展开了丰富的个案研究[18-20]，也有一些地区正积极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全方位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发展与服务落地。其中，山东、海南、贵州等省份的推进工作尤为显著，而四川攀枝花市、陕西咸阳市、上海市长宁区、浙江嘉兴市、济南市历下区、大连市沙河口区等地作为早期探索者，也在智慧养老模式的创新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自2021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在全国开展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21]。这一过程中确定并使用的老年友好型社区的指标体系包括7个方面，其中“科技助老智慧创新”是第6项评价标准。在城镇地区，科技助老智慧创新包括“互联网＋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终端设备的适老化设计与开发、智能健康养老产品进社区进家庭、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和智能技术、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等方面；在农村地区，由于大多服务以传统方式展开，评价指标体系中着重突出了互联网信息建设、互联网＋养老、农村智能广播网（“村村响”广播）建设和缩小“数字鸿沟”等内容。2021—2023年，经过层层评审，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2990个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在这些社区当中，“科技助老智慧创新”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实践中，依托信息的互联互通，以社区、街道等为单位的智慧养老联合体也在逐步形成。

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包括居家安全[22]、居家养老[23]、社区养老[24]、机构养老[25]、医养互动[26]、社区安全[27]等在内的相对完备的智慧养老生态体系。

基于前期试点经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5]明确提出，在现有试点示范的基础上，未来面向不少于10个应用场景再培育100个以上示范企业，50个以上示范园区，150个以上示范街道（乡镇）及50个以上示范基地，进一步强化示范引领效应；同时，加快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推动建设5个以上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智慧健康养老标准体系，研究制定20项以上行业急需标准，检验检测、展览展示、资本孵化等产业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近些年，以上述政策要求为指引，各地相关实践都在陆续推进当中。

四、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政策推动和实践努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智慧养老在近些年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要看到，与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智慧养老当前仍面临不少问题有待克服。

（一）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

产品种类单一，功能不齐全。目前市场上的智慧养老产品多数集中在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健康监测设备，缺乏针对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综合性产品和服务。如智能家居系统、远程医疗咨询、紧急救助等多功能融合性产品相对较少，而社区自助式健康监测设备、智慧药房、中医数字化智能产品等较为缺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服务场景有限，覆盖范围狭窄。智慧养老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部分发达地区，对于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老年人来说，智慧养老服务几乎是无法触及的。此外，服务场景也主要局限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等其他养老模式的服务拓展不足。

（二）成本与使用门槛高

成本高，难以普及。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往往需要较高的技术投入和运营成本，导致价格相对较高，难以在广大老年人中普及，尤其是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年人来说，智慧养老的门槛过高，让他们难以承担高额的成本。产品和服务的使用门槛高，老年人操作不便。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大多需要老年人具备一定的科技使用知识、能力和信心，但很多老年人因为不熟悉科技产品的使用，加上一些智慧养老产品操作界面复杂、功能繁多，对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好，因此导致了使用门槛的提高，不利于老年人上手使用，也影响了老年人的使用体验。

（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基础设施差异大。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网络覆盖不全，导致智慧养老服务的推广和应用受到限制。例如，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7.5%低11个百分点，反映出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明显差距。

在区域发展方面，这种不均衡的现象同样存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互联网普及率和网络覆盖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的一些偏远山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导致这些地区的老年人难以享受到智慧养老服务的便利。

智能终端普及程度不均。智能终端的普及情况也存在城乡、区域差异。城市地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的比例较高，他们可以轻松通过这些设备接入互联网，享受各类智慧养老服务；而农村地区许多老年人甚至不会使用或者没有使用过智能手机，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接触和使用，这无疑加大了智慧养老服务在这些地区推广的难度。

（四）“数字鸿沟”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老年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由于历史和教育背景的限制以及生理机能的衰退，他们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素养和技能，而难以适应数字化社会的生活需求。老年人在使用科技产品时往往存在困难，如操作不熟练、理解困难、视听困难等，他们通常难以熟练使用智能设备和服务，导致在获取医疗、购物、社交等养老服务时受阻。这不仅影响了智慧养老服务的普及和应用，也加剧了老年人的社会隔离感和孤独感。

（五）数据使用与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智慧养老服务涉及大量的个人信息和健康数据，如何规范数据使用、保护个人隐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智慧养老服务提供者需要收集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和健康状况数据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数据使用不规范可能导致数据滥用、泄露等风险，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部分服务提供者缺乏足够的隐私保护意识，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员工可能未经授权就随意访问或修改数据，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将个人信息用于商业目的。同时，尽管有相关政策法规，但执行力度不足也加剧了此类问题。

五、推动智慧养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当前，中国的智慧养老仍处在发展初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智慧养老的巨大潜力仍有待挖掘。在这一阶段，需各方主体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因此，从以下3个方面提出推动智慧养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一）个人和家庭要努力提升数字素养

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提升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于老年人和其家庭而言，随着数字技术普及率的不断提升，积极学习相关知识，努力提升个人和家庭的数字素养显得尤为关键。只有当个人积极拥抱、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才能更充分地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养老服务“红利”。家庭成员和社会各界应持续关注和支持老年人的数字学习，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与合适的数字设备，鼓励互动学习，并帮助老年人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

（二）企业要继续做好产品和服务开发

随着老年人规模的扩大以及人群的代际更替，居民的养老需求在全面释放同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养老领域应用新技术的潜力巨大，企业需要加大研发力度，持续创新，以丰富市场供给，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3个方面：一是坚持动态眼光，注意对老年人群进行细分，根据各细分人群的需求特点不断更新产品；二是需要综合考虑老年人和家庭当前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在不断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注重适宜技术开发。三是坚守“好技术”标准，确保技术能够便捷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不是成为他们使用的障碍。好的技术是为了造福人类，更好地满足人类的各类需求，而不是创造新的技术屏障。企业需要始终秉承“好的技术就是让当事人在没有任何感知或不需做出任何习惯改变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各类需求”这一标准，继续做好养老产品和服务开发。

（三）政府做好相关领域的公共产品供应

对于智慧养老，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品包括3个方面：一是通过持续推动规划制定、示范行动等措施，深化全社会对智慧养老的认识和重视，为智慧养老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切实履行好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规范使用、产品和服务使用规则监管等职责，为智慧养老提供坚实的“保驾护航”支持。三是对智慧养老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防范，针对重点群体做好“补齐短板”和“兜牢底线”工作，确保智慧养老的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

注释：

【1】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中，对智慧健康养老的功能作了如下说明：智慧健康养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能够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质量效率水平。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对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作了如下定义：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是以智能产品和信息系统平台为载体，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及养老服务需求，深度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兴产业形态。

【2】按照国际使用的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7%的标准，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法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

【3】国际上常用从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 所需的时间衡量一国老龄化速度的快慢。从这一标准出发，我国仅用了21年就实现了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变化，而美国用了大约65年，德国和日本用了大约25年。

【4】源自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1/t20240118_1946701.html.

【5】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发生在1962—1975年，每年出生人口数量为2000多万，1963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接近3000万。这些人从2022年开始相继进入60岁的老年阶段。

【6】当前围绕失能、半失能的界定，学术界和政策界存在争论，这里使用的40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规模是根据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中的界定。因采用的标准和调查口径不同，具体数量会存在差异。

【7】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s://www.cnnic.net.cn/

【8】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http://www.caict.ac.cn/

【9】第一种路径的主体往往是以民政部、卫健委、医保局等为代表的以民生服务为核心任务的部门，第二种路径的主体通常是以工信部、发改委等为代表的以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为核心任务的部门。

【10】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s://www.cnnic.net.cn/

参考文献：

[1]宋群，杨坤，陈啸.我国养老服务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J].全球化，2020（5）：63-76，135-136.

[2]付朝欢.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聚焦《“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N].中国经济导报，2024-01-04（2）.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EB/OL].（2024-01-15）[2024-03-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4]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EB/OL].（2017-02-06）[2024-03-2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22955.htm.

[5]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1-10-20）[2024-03-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3/content_5644434.htm.

[6]李建伟，吉文桥，钱诚.我国人口深度老龄化与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J].改革，2022（2）：1-21.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健康老龄化：政策与产业双轮驱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

[8]蒲清平，黄媛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11.

[9]国务院办公厅.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N].中国社会报，2011-12-28（3）.

[10]本刊编辑部，朱巍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J].中国民政，2013（10）：4-10.

[11]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高技[2014]46号）[EB/OL].（2014-01-13）[2024-03-20].https://www.ndrc.gov.cn/xwdt/gdzt/jzjj/201401/t20140113_1187963.html.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N].经济日报，2015-07-05（5）.

[13]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确定第二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的通知[EB/OL].（2022-01-19）[2024-03-20].http://www.nhc.gov.cn/lljks/zcwj2/202201/3c6363f290ba4126b0e06921e261c005.shtml.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1）.

[15]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公布《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版）》的通告[EB/OL].（2023-06-27）[2024-03-20].https://www.miit.gov.cn/jgsj/dzs/wjfb/art/2023/art_0a2514571b5a4786b497f2065a280999.html.

[16]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0-11-24）[2024-03-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

[17]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关于深入开展2022年“智慧助老”行动的通知[EB/OL].（2022-06-16）[2024-03-20].http://www.nhc.gov.cn/lljks/zcwj2/202206/24a5b60b8789409c9053b38e4aab19e7.shtml.

[18]宗世法.嵌入性视角下“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模式”的建构——对“北科养老”的个案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44-128.

[19]吴旭红，何瑞，吴朵.双向赋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银发鸿沟”的破解之道——基于南京市J区“智慧养老”实践案例的研究[J].电子政务，2022（5）：19-30.

[20]杜春林，臧璐衡.行政吸纳抑或资源俘获：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苏南Y街道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的案例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2）：77-85.

[21]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报，2020（12）：45-53.

[22]张志刚.安全当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探析——智慧养老安全服务平台体系化构建研究[J].中国安防，2022（6）：93-96.

[23]睢党臣，彭庆超.“互联网＋居家养老”：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28-135.

[24]张博.“互联网＋”视域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J].当代经济管理，2019（6）：45-50.

[25]李凯，董金权.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我国主要养老模式比较、困境与进路[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9）：647-653，661.

[26]王凯，黄健元.社区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策略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J].卫生经济研究，2024（4）：25-29.

[27]徐丽婷，陈维肖，徐辰，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区宜老性研究——以南京市4个社区为例[J].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2020（3）：424-431.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