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上的香港金融风云

张欢

发布时间:2020-04-22

除却经济功能之外，钞票也成为了记录香港金融进程和时代巨变的历史便签，饱含奥妙和传奇。

杨先生手里捏着刚领的公务员薪水，几张“大棉被”、一些硬币，还有几张面值是1000元、却加盖香港政府1元字样的奇怪钞票。原本每个月10多元的薪金在1945年应该是中等收入，然而经过货币环境混乱的日占时期，杨先生不禁盘算，香港的“大棉被”还像往常一样值钱吗？

“大棉被”或“大棉胎”，是香港市民对于早期钞票的戏称，因为那时的钞票不仅尺寸大，购买力也甚为惊人。

“大棉被”的首个生产者是香港第一家银行——东藩汇理银行，它在成立翌年的1846年发行了香港首批钞票，面值5元。其后香港钞票不断演化，历经近两百年时光，除却经济功能之外，也成为了记录香港金融进程和时代巨变的历史便签，饱含奥妙和传奇。

跃然纸上的金融历史

早在170多年前，香港这片商业繁荣的土地就广为流通清代纸币“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钞票”一词即源自二者的合称。那时，香港还没有本土货币，伴随地理优势推动商贸活动日益兴旺，本土货币诞生，并先以纸币模式出现，即“大棉被”。自此，本土钞票逐步丰富，也经历了一些独特的光景。

一张5元钞票相当于一半A4纸大小，需要对折数次才方便携带，而一旦拥有了这张“大棉被”钞票，在当时就可以购买5000份早餐。

香港钱币研究会副会长郑宝鸿说：“早期的钞票其实是持票人向银行兑换白银的票据，所以按照银行本票的样子制作，尺寸也如同本票一般。同时，当时物价低廉，富有阶层才拥有钞票，大尺寸也凸显了钞票昂贵的价值。”

“大棉被”后来出现了多种面额，盛行了100多年。尽管1857年之后香港出现多家商业发钞银行，政府也在1935年因节约白银而加入发钞行列，但是钞票的大尺寸风格并未改变。直至进入20世纪下半叶，钞票成为各个阶层的日常使用之物，才鉴于方便携带而将尺寸缩小近一倍。

如今“大棉被”已经成为收藏家的至宝，年近七旬的郑宝鸿还如数家珍地拿出另一件宝贝：“这一张钞票是我的好朋友年轻时作公务员，领取工资时恰巧得到的，非常少见。”这一张就是当年杨先生捏在手里的“加盖钞票”。

1941年年末，日军侵袭香港，店铺纷纷停业，大批小贩涌现街头，导致用以找赎的1元纸币十分匮乏。然而，必须在英国印制的政府纸币因交通受阻无法抵港，港府便征用即将运往内地的中国银行5元钞票共100万张，加盖“香港政府壹圆”中英文字样发行，成为香港首批“加盖钞票”，自1941年12月13日至25日在市面流通。

“加盖钞票”是货币环境动荡地区的产物。1945年日本投降、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加盖钞票”再度出现。不过后来新钞迅速从英国运抵，港府只动用了一部分“加盖钞票”临时支付公务员的薪金。

事实上，无论形式多么奇特，那些年的香港钞票除了日占时期的军票，都保有英伦印记。直至1995年港府宣告仅剩的一分政府纸币退出市场（此前因容易损耗港府已停用一批政府纸币），所有殖民地年代的政府纸币才不再是法定货币。同时在回归祖国前夕，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也消除殖民地字样和英国皇室纹章，香港钞票最终褪却了殖民色彩。

方寸之间的多元香港

手持折扇的花旦美目流盼，心有灵犀的书生与小姐邂逅于花红柳绿的庭园，身穿蟒袍的驸马与凤冠霞帔的公主相偎远眺。这是描绘于方寸画纸上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梨园粤韵，这些画纸是2019年下半年开始流通的2018新钞系列中的100元钞票。

2018新钞系列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商业银行发行的第三轮新钞，伴随回归祖国的历史巨变，无论政府发行的钞票还是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都更加聚焦“东方之珠”独有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

由淡紫、紫、蓝、黄四色组成，抽象的色彩设计反映了香港与内地节庆和文化活动多姿多彩的特色。2002年，特区政府鉴于市民日常需要发行了10元钞票，这也是特区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其他5个面额：1000元、500元、100元、50元、20元，则延续历史交由商业银行发行，分别是渣打银行（香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中国银行（香港）。

2003年，三家发钞银行推出了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一个新钞系列，5个面额均以香港地标景点作为设计主题。2010年发钞银行再度推出新钞系列，中国银行（香港）赞颂了自然和人文景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展示了传统节庆活动；渣打银行（香港）颂扬了古代发明对现代科技的深远影响。

第三轮新钞系列自2018年推出，持续至2020年陆续流通。在这个“从生活出发”而构思的系列中，3家发钞行首次统一了相同面额的设计主题，分别描绘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风光、文化遗产、民俗民情。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副主席王冬胜表示：“香港人一起经历无数转变，才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荣，每次发行的新钞票都旨在突显香港多元化的面貌。”

久经考验的货币信誉

汇丰银行的一批高层管理人员，被日军胁迫在尚未发行的库存钞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幕发生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期。这批“迫签钞票”共计1.19亿港元，被日军用以在澳门、内地、东南亚购买大量物资。日本战败之后，这批编号连续的迫签钞票因为没有储备支持，一度不被香港政府和银行承认。

但是，为了维护港元信誉，政府和汇丰银行最终共同出资补足了发行钞票所需的英镑储备，认可了这批迫签钞票的合法性。由此可见，香港流通中的钞票必须拥有足够的储备支持。依据国际惯例设置的票面大班签名则是这种金融信用的背书，尤其是在动乱时期。

香港金融管理局货币及结算处主管阮志才表示：“早在1935年香港的《货币条例》已经规定，发钞银行必须先将所需的白银储备交付政府，换取政府签发的负债证明书作为储备凭据才可以发行钞票。如果银行增发钞票，则必须以等值英镑储备来换取负债证明书。1983年香港确立了现行的货币发行局制度，发钞银行就需要按1美元兑换7.8港元的汇率向政府交付足够的美元储备。”

所以，香港每一张钞票都可以兑换为作为发钞储备的硬通货，这就是票面上“凭票即付”四个字的涵义。也正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支撑，香港历经多次金融市场挑战，始终保持着7.75-7.85港元兑换1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性。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金管局捐赠的有史以来的负债证明书，共计5300多张，每一张都支持了庞大数额的钞票发行，记录了香港凭借货币信用而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时至2018年，商业银行的发钞规模已经增至4838亿港元，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17%，相比本世纪初，分别增长了4倍有余和翻了一番有余。

不断增长的数字反映出市场对港元钞票的需求和信心保持在很高水平，这种信心源自香港几代金融人积累的信誉，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一如金管局前任总裁陈德霖所言，大家对香港货币的接受程度越高、信心越强，就越能促进货币的流通和使用，从而达到香港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

阮志才谈到，如今，香港钞票的信誉不再需要发钞机构负责人的签名来背书，签名已经成为延续历史传统的特色设计。

这种特色体现在特区政府发行的钞票上，是财政司司长和金融管理专员的签名，体现在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上，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名。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商业银行的票面签名还因为中国银行（香港）的加入，首次出现了“大班”（高级管理人员）的中文名字。

《金融世界》2020年第3期